四川
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在退下去的這幾年里，對自己國家未來感到憂心忡忡，他在出席年度行政服務晚宴時，語重心長地表示，新加坡這樣的小國，正在面對一個更加危險的環境。
他的觀點是，60年以來，新加坡受益于一個總體穩定、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由美國“維護和倡導”，但下個六十年就不一定了。國際體系現在正在面臨巨大的壓力，連帶著新加坡也備受煎熬。
不過李顯龍并沒有在這一環節指名道姓，點出壓力來自何方，只是含蓄地指出，在政策制定時把國家安全概念置于經濟發展之上，已經是國際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而新加坡已經實打實地感受到了這種變化帶來的挑戰，連帶著內部治理也面臨著高度不確定性。
對此，李顯龍也只能說一些“迎難而上”的場面話，具體政策制定環節，是黃循財這個“接班人”需要操心的事。
李顯龍想要表達的不外乎是，新加坡賴以生存的外部紅利正在消失。最明顯的，自然是全球化風向的深度轉變，曾經的美國姑且還能說是全球化的忠實擁躉，其主張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不管內核究竟如何，但對新加坡這類小國，附和幾句無傷大雅，因為這多少能提供可預期的經貿規則。
新加坡在安全上對美國有依賴，經貿上與美國又沒有直接的競爭關系，還能在規則之下擴大分工與市場，自然對這類話術“甘之如飴”。
現如今，美國保守主義抬頭，特朗普政府對“全球化”三個字嗤之以鼻，出臺各種想當然的政策，攪亂國際經貿秩序，為一己之私單方面推動供應鏈重組，新加坡這種外向型經濟體，很難不感受到切身的寒意。
一言以蔽之，當經貿秩序讓位于國際強權與陣營對立，技術與關鍵產業的出口管制常態化，全球產業鏈運轉的重點環節，在美國手中成為國家博弈工具，新加坡的生存環境就面臨嚴重擠壓。
這還只是經貿領域的異動，中美大國博弈同樣讓新加坡擔驚受怕。早在去年中美關稅戰爆發時，李顯龍就打破沉默，呼吁新加坡“系好安全帶”。他深知，新加坡不具備四兩撥千斤的本事，做大國之間的“和事佬”，只能寄希望于中美還能保持理性去溝通。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倒是達成了休戰安排，特朗普政府今年又在中東與伊朗大打出手，新加坡很難不多想一層。
順帶一提，從趨勢上來看，新加坡社會對美國的信心是顯著下降的，美國麻省理工上星期發布的民調報告就顯示，超過60%的新加坡受訪者對美國在經濟領域的影響力，地緣戰略層面上的立場表示擔憂。
原因一目了然，新加坡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其十分重視開放貿易，海上航行安全，以及穩定的地區力量平衡，縱觀特朗普上臺以來的所作所為，與上述訴求半點不沾邊。
就目前的形勢來看，新加坡想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方法并沒有多么復雜，無非就是走出過去的舒適區，早些放棄“發展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基本方針，在東盟框架下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不要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覺得自己還能靠“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個關鍵詞找回與美國的共同語言。
如果說前60年，新加坡背靠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活得比較滋潤，下個60年，就要尋找一個比美國更加可靠的合作對象了。
而黃循財政府似乎已經有了答案，上個月黃循財本人訪華，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就意味深長地表示，新加坡相信，中國能夠更加積極地促進區域繁榮與穩定，參與塑造本區域經濟結構的蛻變。似乎中國能像前六十年的美國那樣，保新加坡下個六十年的“平安”。
個人認為，對新加坡來講，也許外部環境的變化不可避免，自己也無能為力，但如果這個進程有中國參與，那么不僅相對能接受，就結果而言，也算符合國家整體利益。新加坡還能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內部治理上，推動良政善策與高效治理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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