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利托被傳要退休，白宮早就備好短名單，特朗普親自挑人接替

特朗普總統在第二個任期內，正進一步加強對司法提名的控制。他一方面把提名流程改造得更個人化、更集中化，另一方面仍繼續依賴那套在其第一任期推動法院保守化轉向的保守派法律基礎設施。

最終形成的，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混合模式。本屆任期內，特朗普更直接參與提名人選的挑選，且常常親自與候選人接觸；但候選人的基礎來源并沒有明顯變化，仍主要來自同一條保守派法律人才輸送鏈，核心與聯邦黨人協會及各州上訴訴訟圈層密切相關。

這種“延續”與“控制”并存的張力，正在定義特朗普當前的司法提名路徑。隨著外界對最高法院可能出現空缺的猜測升溫，尤其是圍繞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的去留問題，這一點愈發明顯。

盡管接近阿利托的人士近日表示，他無意在本屆最高法院審期結束后退休，但據幾位以外部顧問身份為總統提供提名建議的人士透露，這類消息并不會影響白宮的一貫做法：始終為可能出現的空缺做好準備。

一名目前正參與司法提名咨詢的人士說：“白宮始終準備好推出最高法院提名人選。我認為，一旦真的出現空缺，可供重點審視的人選名單其實會相對更短。”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司法戰略，從設計上看，帶有明顯的“外包”色彩。2016年競選期間，在已故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突然去世后，特朗普公開發布了一份可能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名單。此舉意在安撫那些對他持懷疑態度的保守派人士，向他們保證自己會任命堅定奉行原旨主義的法官。那份名單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機構塑造，尤其是聯邦黨人協會和傳統基金會，這也釋放出明確信號：這些團體將在資格審查中扮演核心角色。

這項工作的核心人物，是時任聯邦黨人協會執行副主席倫納德·利奧。他事實上充當了特朗普司法人才管道的總設計師，協助推動了尼爾·戈薩奇、布雷特·卡瓦諾和艾米·科尼·巴雷特等大法官人選的遴選。

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與利奧之間咨詢關系的淡出，成為最明顯、也最容易辨認的變化。基礎架構仍在——同樣的法律網絡、同樣的資歷篩選路徑——但控制權的重心已經向白宮內部收攏。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主導提名工作，而特朗普本人也更深地介入了篩選過程。

曾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助理、后任參議員米奇·麥康奈爾首席法律顧問的邁克·弗拉戈索說：“這一次，總統確實對具體細節感興趣，而上一回并不是這樣。”

弗拉戈索熟悉部分協助特朗普的外部顧問。他表示，特朗普如今的興趣和參與并非流于表面，而是會直接與顧問及外部人士溝通，包括與“第三條項目”創始人邁克·戴維斯等盟友交流。

其他有關司法提名的建議，也來自特朗普政治圈層內部的不同角落，包括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以及他創立的倡議組織“美國優先法律”中的領導層人物。

隨著多名知名人物和特朗普忠誠支持者更深介入，決策權進一步集中到由戴維·沃靈頓及其團隊領導的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盡管外部顧問和保守派法律人士仍會提供意見，但《華盛頓觀察家》采訪顯示，他們如今更多只是提供咨詢，而非主導方向。

一名熟悉流程的人士表示，對于更受關注的高層級提名，這種格局仍可能發生變化。他說：“如果是最高法院提名，決定將直接由特朗普作出。”

針對置評請求，白宮發言人阿比蓋爾·杰克遜對《華盛頓觀察家》表示，特朗普正在親自挑選“高度合格”的提名人，其風格“接近”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塞繆爾·阿利托和已故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

杰克遜說：“總統會依賴白宮法律顧問就司法提名提供建議。其他個人和團體當然也可以表達看法，但最終拍板的人是總統。”

盡管控制權發生了轉移，但邁克·弗拉戈索和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教授羅伯特·盧瑟三世都認為，提名人構成與“特朗普1．0”時期相比，并沒有出現實質性偏離。盧瑟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于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擔任副法律顧問，如今則以外部顧問身份參與相關流程。

弗拉戈索則說：“那些聰明、保守、年輕的律師，基本都在同一個網絡里。”

這個網絡深受聯邦黨人協會影響，持續輸送具有相似履歷的候選人：曾在頂級法官手下擔任書記官，參與憲法訴訟，并在各州總檢察長體系中負責上訴業務。

盧瑟表示，特朗普時代提名人的核心特征始終沒有改變。

另一名熟悉流程、但不在政府內部的人士稱，當前提名人中大約“80％”與特朗普第一任期挑選的人幾乎沒有區別。這也是對先前部分媒體報道的一種反駁——那些報道認為，特朗普會試圖與聯邦黨人協會拉開距離。

弗拉戈索說：“說到底，那些聰明、保守、年輕的律師，幾乎都在聯邦黨人協會里，所以本質上還是同一籃子蘋果。”

不過，真正發生變化的是，個人關系這一層因素被進一步強化。

至少已有數名上訴法院任命人選曾在訴訟中代理特朗普，或曾在其政府任職。例如哥倫比亞特區巡回上訴法院法官格雷格·卡察斯，此前就在“特朗普1．0”時期擔任副法律顧問。這反映出弗拉戈索所說的一種“輕微偏好”——更青睞與總統有直接聯系的候選人。

他同時強調，這種偏好并非決定性標準，但在資歷相近的候選人之間，確實可能成為區分因素。

雖然白宮主導提名篩選，但一旦人選確定，司法部就會承擔關鍵的配套角色。

查德·米澤爾曾擔任前司法部長帕姆·邦迪的幕僚長。他表示，司法部的工作重點不在于挑選候選人，而在于確保提名人能夠順利、迅速獲得確認。

米澤爾說：“一旦決定作出，司法部就會深度介入。我們會幫助提名人準備問卷，核查各種細節，并確保所有材料完整無缺。”

米澤爾表示，這項工作風險很高。

他說：“最糟糕的情況，就是有信息沒有披露。這會非常難看，甚至可能直接卡住提名。”

米澤爾說：“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他將司法部的角色形容為“支持性”的，而且大多在公眾視野之外進行。

他還將這種做法與上一屆政府的審查流程作對比，稱后者存在明顯不足。

米澤爾說：“我們挑選的是更好的人選，這一點毋庸置疑。”他提到，過去曾有提名人連基本法律問題都回答不好，或未能完整披露關鍵信息。

隨著對個人熟悉度和對總統忠誠度的重視上升，外界也開始爭論，特朗普在司法提名上是否更看重對總統本人的忠誠。

不過，弗拉戈索認為，這種敘事框架并不準確。他說：“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嚴肅的憲法主義者。”他還補充說，他們真正忠于的是“憲法”。

但在確認聽證會上，政治維度往往無法回避。提名人面對的問題越來越尖銳，很多提問本身就是為了測試他們是否獨立。其中最常見的一類問題涉及2020年總統選舉。民主黨人通常會要求提名人明確表態，承認前總統喬·拜登贏得了選舉。提名人一般會給出措辭謹慎的回答，表示拜登已被正式認證為勝選者，但不會再往前多說。

弗拉戈索將這類交鋒形容為一種策略動作。他說：“民主黨人想要的，是讓提名人說出會給自己制造麻煩的話。”

他認為，這類聽證更像是一場策略博弈，而非實質討論。“本質上就是一來一回的攻防。”他說。

在圍繞最高法院未來走向的持續猜測中，尤其是在阿利托去留問題上，上述種種動態都顯得更為重要。

熟悉阿利托想法的消息人士近期一直在為“即將退休”的預期降溫。本月早些時候，有消息人士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表示，現年76歲的阿利托并不打算在今年卸任。圍繞現年77歲的克拉倫斯·托馬斯，也傳出類似說法：他同樣沒有退休計劃。

弗拉戈索表示，這類報道大概率反映了兩位大法官當前的真實想法，但他強調，這類決定也可能很快發生變化。

他說：“我認為，說他目前傾向于留下來，這大體是對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兩個月后不會改變。”

甚至有一名消息人士認為，圍繞阿利托職業決定的討論本身就適得其反。此人稱，阿利托覺得這些議論“帶有冒犯性”，也不希望自己被看作“過氣的肉”。

在幕后，目前并沒有得到確認的正式短名單，但熟悉流程的人士之間的交流顯示，真正被認真考慮的人選范圍其實并不大。

一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說，對白宮而言，可能存在一個非正式的“第一梯隊”候選群體，這些人經常在法律圈被提起。這個群體包括美國訴訟總長約翰·紹爾、佛羅里達州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艾琳·坎農，以及幾位被普遍視為可行選項的上訴法院法官。

這名消息人士說：“我認為，真正會被考慮的人，大概也就那么幾位。”

至于更偏向制度派、也更符合傳統路徑的最高法院人選，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由特朗普任命的第五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安德魯·奧爾德姆會是熱門競爭者之一。原因在于，他曾于2008年擔任阿利托的書記官，其司法理念被認為與阿利托較為接近。

但如果從“特朗普2．0”的視角看，像現年51歲的紹爾這樣的人，或許會是更顯而易見的選擇。他不僅法律履歷出色，曾擔任特朗普的法律顧問，而且愿意承接高難度法律主張，例如特朗普試圖推翻出生公民權的訴求。

一名政府內部消息人士則更直接地評價了特朗普若遇到空缺時可能采取的思路。此人稱，盡管民主黨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對其提名人多有抵制，但真正遭遇較大阻力的，只有第三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埃米爾·博夫。反對者主要抓住的，是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前就與總統關系密切、對總統表現出忠誠，以及他在一些高關注案件中的處理方式，例如推動撤銷針對紐約前市長埃里克·亞當斯的腐敗案。

博夫也曾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師之一，在特朗普一系列刑事案件中與托德·布蘭奇并肩工作。后者如今是代理司法部長。而據政府內部消息人士稱，如果最高法院真的出現空缺，像博夫這樣的人，會是總統非常可能考慮的人選。

一名政府內部人士對《華盛頓觀察家》說：“如果他能讓博夫拿到50票，特朗普絕對會選他接替阿利托。”

同一名消息人士還表示，盡管坎農等人被視為可行人選，但政府內部也清楚，直接把一名地區法院法官送上最高法院，確認過程中會面臨現實困難。

綜合來看，這些信息進一步印證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司法戰略的核心主題：候選人池仍扎根于塑造其第一任期的那套保守派法律生態，但提名過程本身已經變得更個人化、更靈活，也更直接地受總統個人判斷影響，尤其是在最高法院人選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