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勛初：學習古代文學的方法

或許由于自己已經獲得了所謂高級職稱，東涂西抹地寫過幾部書，有些朋友見面就稱我為“專家”“學者”，而且過譽為“學識淵博”云云。聽到這一類話，我心中就發怵，真是惶恐無地。自惟才疏學淺，雖然濫竽古代文學的講席已有二三十年，但連各類典籍的基本知識都掌握不周全，又怎敢侈談學術？但想到為人貴表里如一，不妨坦白一番，讓大家進一步了解我。如有年輕的朋友從我跌跌爬爬的經歷中可以引出一些教訓，能夠起一些參照作用的話，也算是我莫大的慰藉。

回首往事，只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匆匆跋涉的過客，又像是波浪上一葉漂泛的浮萍，因緣際會，被沖刷到一些學術課題中去。聊以自慰的是，這些因偶然的機緣而匆促寫成的書，承學術界不棄，還大都得到過好評，這就更使自己高興，但也常因匆遽成書未能盡善而感到汗顏。

我深知自己的學習不足為訓，當代學人怕也難得有我這樣的經歷，但如果有人認為可以從我身上引出什么教訓的話，那我認為似可注意以下幾點：

一個人總是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有時你想研究什么，領導上卻安排你干另一件工作，二者發生矛盾時，最好不要太堅持己見，還是干什么學什么。人的精力有限，白天絕大部分的時間干這樣，再擠出時間來干那樣，注意力分散，精力不集中，反而會兩敗俱傷，工作做不好，個人的研究也上不去。結合工作進行研究，順其自然地進行攀登，既做好工作，又能產生研究成果，身心也容易保持平衡。我情況特殊，任務多變，但在每一階段還能集中精力做好工作，并且留下一些著作。閑時翻翻，也感到高興，這不光是敝帚自珍，也有不虛度年華的一份自慰在內。

我在古典文學的各門行當中都作過些嘗試，這樣做，對于提高自己綜合運用各種研究手段的能力很有好處。讀書偶有所得，就會想到利用哪一種方式表達最為合適。例如整理《唐語林》時，發現其中一個故事即柳珵《劉幽求傳》的殘文，頗欲撰文介紹，但一時又難決定用何種方式表達為佳。后來我寫了《柳珵〈劉幽求傳〉鉤沉》一文，共分三段，首先作資料介紹，中間作文字箋釋，最后作理論闡發，這或許也可說是多層次、多角度地進行研究吧。目下學界中人往往從事單項研究，或擅長注釋，或擅長賞析，或擅長考證，或擅長發揮，猶如某一專業戶，如遇不合自己脾胃的材料，往往視而不見。若是具有多方面的興趣，并有相應的駕馭能力，則可充分利用所得材料，制作成合適的成品。

從事學術研究，應把“發人之所未發”作為第一要義。假如只是改頭換面地抄襲前人的某些觀點，或是把許多他人的觀點綜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結論上再增加幾條材料，都算是新創，那又有什么意味?我的幾本書，如《九歌新考》中提到的東皇太一為齊地的大神，楚人不能祭祀河伯等，雖系發揮師說而成，但觀察問題的角度和論證的方式均不相同，自信前人從未說過，至少可以作為一家之言吧。又如我在寫《〈韓非子〉札記》時，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要有新見，至少要提出一些新的材料，段熙仲先生稱贊此書為“篇篇有根據、有心得的學術論文”，恕不敢當，但自信每寫一篇札記時，都曾說出若干新的道理來。

因為過去教過批評史，平時我也喜歡讀讀理論著作，但或許由于師承的緣故吧，接受過一些文獻學方面的訓練，走的不是跟著某種理論走的路子。寫文章時，對征引的材料常作力所能及的搜集和考核，總想從材料中提煉觀點，作出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而不喜標舉時行的理論為先導，或者演繹某種先驗的結論以成文，因而過去常被加上“學風陳舊”“觀點不行”“被封建學者俘虜”等惡謚。時移世改，有的文章終被學界承認，這是我最大的安慰。

有人著書強調內容第一，對形式則不太注意，這些人往往是不精于著述的門外漢。殊不知形式之于內容，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內容盡佳，形式不好，他人不能欣賞，也是枉然。我在寫書時，常在體例上花一番心思。例如《韓非子校注》出版時，為把此書改為學術著作，又增加了校勘、書影、人名索引、歷史地圖等內容，便利讀者。又如我在整理《唐語林》時，除了對每一條文字注明出處并加以校勘外，還增加了輯佚、援據原書提要、援據原書索引、人名索引等內容，讀者稱便。整理古書，不能光看作分分段、加上新式標點，如果僅限于此，那也太乏味了。我為《唐語林校證》一書寫了長達二萬字的前言，分析得較透，事后才覺過癮。讀者先讀此文，可對《唐語林》及唐宋筆記小說的來龍去脈和優缺點有清晰的了解。再如《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一書，一共二十萬字，卻要網絡上下三千年文學理論的發展和演變，為此我在“少而精”上花了一番心思。即使是引文，也曾經過推敲，遴選那些最精粹的文字編入。這書在古文論界還能占有一席之地，或許也能說明它具有若干優點吧。

讀書的方法，沒有什么普遍一致的道理，可以因人而異。有人喜歡做卡片，有人喜歡做眉批，這都可以，無所謂優劣之分。但我覺得應該勤作札記。讀書時有些新的想法，應該立即記下，這也是一種靈感，往往稍縱即逝；如不及時記錄，也就可能迅速忘卻。當然，有時翻看這一記錄，會覺得很幼稚，以為原不必記，但有時卻會逐步升華，浮想聯翩，產生新的心得。如果你在感想之余，再將有關材料逐漸積累，也就會像滾雪球似的，慢慢醞釀成文章。我的《〈韓非子〉札記》一書，就是這么產生的；又如我的論文集《文史探微》中所收的十六篇文章，大都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主題不斷深化，材料不斷積累，才逐漸組織成文的。

查資料時，要不嫌煩，盡可能地追個水落石出。記得我寫《高適年譜》時，覺得對高適的生平總算一一有了交代，但對高適的家世，仍然一無所知，這對寫作年譜來說，總是一種缺憾。當時考慮到書面材料可能已經發掘不出什么東西，我就下定決心，翻閱石刻資料，看能不能發現什么線索。也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吧，翻了好久，終于在《千唐志齋藏石》中發現了一方《大唐前益州成都縣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經與《舊唐書》本傳對勘，始知高適乃高宗時名將高偘之后。這一結論已被學術界接受。

寫文章時，應該竭盡全力，不能馬虎。有一些人，出席學術會議時，往往隨手寫一點東西充數，這樣對他人固然無益，對自己也沒有什么好處。我自知秉性駑鈍，在出席大小會議時，總是不敢怠慢，力爭遞交一篇較為像樣的論文，這也是“敬業樂群”的一種表現。假如你在這種場合拿不出像樣的東西，那又怎能讓人對你作出好的評價？

還有一點，應該抓住一切機會謀求發展。人生在世，總是面臨著很多機緣，往何處發展，則很難說，看你是否能把握住它。我與唐代文學本無緣分，當年因讀《李白與杜甫》而引起了一點疑問，才產生了《高適年譜》一書，對唐代的史事和文獻認真地學習了一番。1978、1979兩年中曾到北京圖書館讀書，校勘《韓非子》，抓住機會對《高常侍集》也作了校勘。這時始知故宮博物院藏有季振宜的《唐詩》鈔本和胡震亨的《唐音統簽》全帙，遂至該處要求閱讀，隨后就寫了《敘〈全唐詩〉成書經過》一文，學術界就以為我對《全唐詩》也頗有研究的了。日后又搞《唐語林》的整理工作，對唐代的筆記小說也就比較熟悉了。接著提出主編《唐人軼事匯編》一書，又主編了一部《唐詩大辭典》，在這領域中越走越遠，簡直有些一發而不可收了。記得中學階段讀過一篇英文，題目曰《機會》，大意是說，人們總是羨慕他人機會好，自己碰不到好機會，實則每個人的面前都曾出現過好多機會，關鍵是你有沒有能力，如有能力，就把握得住機會；如無能力，只能讓機會在眼前滑過。這是很有道理的，我深有感觸。因此我認為，年輕的朋友如想在學術上一顯身手，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應該提高能力，扎扎實實地干，那么好多機會都將撲面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