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對他仁至義盡，但張國燾還是淪為了叛黨叛國的歷史罪人

1979年12月，多倫多的氣溫已經逼近零下二十度。凌晨時分，養老院護工拍了拍薄毯，輕聲問一句：“張老，冷不冷？”病榻上的老人睜開一只渾濁的眼球，半晌才擠出一句含糊的回應：“算了吧……”隨后，呼吸停滯。消息傳回國內，檔案館工作人員只是例行在卡片后面補上一行——“卒，加拿大”。一個曾與李大釗、毛澤東并肩坐在嘉興紅船上的開黨元老，就此畫上了冰冷的句號。

從南湖到北美，八十二年一路折返，時間沒有遮掩過往。1897年，江西萍鄉張家大院的鞭炮聲還沒散盡，家中長子便被寄望“光耀門楣”。慈禧廢科舉，父親立刻讓張國燾接受新學；十幾歲的小伙子翻譯起《新青年》，還寫信回家勸父親“別再供奉八股”。

1916年，北京大學預科放榜，他名列其間。兩年后，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點燃五四烈火，他在天安門前高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被北洋警察抓進班房一個月。出獄后，他不顧風聲鶴唳，和李大釗一起張羅救援陳獨秀，聲名水漲船高，北京學聯推舉他為總干事。

1921年夏夜，上海法租界望志路那幢石庫門里，十三名青年秘密舉手表決，中國共產黨成立。因為口才與筆桿子出眾，張國燾當選中央局組織委員——那時的職務聽上去份量不大，其實相當于最早的“核心班子”。

如果歷史到此打烊，他大概率會在紀念冊里占據顯赫位置。然而性格暗流已開始露頭。他喜歡排場，愛聽阿諛，遇到不同意見就皺眉。1923年國共合作方針通過時，他當面頂撞大會；1924年被北洋逮捕，馮玉祥政變后獲釋，他卻把“被捕受苦”寫成自我標榜的資本。

轉折點出現在鄂豫皖。1931年，他奉命掌管這塊蘇區。為了樹立威信，他對前任班底幾乎“一鍋端”，掛出“肅反”牌子，地主子弟、黃埔舊部、知識分子三類人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短短數月，兩千余名紅軍官兵斃命，曾中生、許繼慎等優秀將領先后被冤殺。徐向前后來回憶，那段時間“槍聲比號角還密”。

錯誤路線并未及時被中央制止，張國燾權力更躁動。1935年6月懋功會議前后，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他發現自己手里八萬人，而北上主力僅有三萬人，便動起“槍桿子里面出黨權”的念頭。于是阻撓北上，高喊“西進康藏”。為了爭奪指揮權，他一度另立“第二中央”，還電令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開除出黨。

事實勝于“通電”。北上的紅一方面軍相繼占領川北、甘南要點，南下的紅四方面軍卻在川康山區連連受挫。聽說共產國際代表即將抵達延安，他知道假中央無法自圓其說，便悄然撤銷“第二中央”，跟隨大部隊折向甘肅。

進入陜甘寧后，他被安排為西北局書記，看似禮遇，實則邊緣。1937年，毛主席面對延安窯洞里的燈光，仍對身邊人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對張給予“批評加使用”，讓他在邊區政府掛名副主席。

王明同年冬天回國，帶著莫斯科指示。一次茶敘，王明提醒他：“李特、黃超都已在迪化伏法，托派余毒不可不防。”這一句話令張國燾徹夜難眠，自覺前途蒙塵。

1938年4月3日，清明祭黃帝陵的名單中出現張國燾。他離開延安后，在西安突然“失聯”，其實是鉆進蔣鼎文公館求庇護。據蔣鼎文回憶，他跪地哭訴，“只求保命”。中共中央電令周恩來赴漢口規勸，“望兄早歸”，終無回音。4月18日，黨組織正式宣布開除張國燾黨籍。

國民黨起初把他當成震懾延安的活廣告，戴笠甚至安排專員陪同。但很快發現：昔日“四方面軍總政委”對舊部號召力幾近于零。策反計劃落空，他被晾在一旁。1948年，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他創辦《創進》周刊，把矛頭指向共產黨，以為“筆鋒”能換來倚重，結果訂戶寥寥。

內戰尾聲，他想隨高層去臺灣，卻被毛人鳳拒絕；無奈輾轉香港，靠舊稿糊口。1953年主動寫信給毛主席，表示愿意“為新中國出力”。毛主席回電：先做徹底檢討，再談歸國。張國燾猶豫再三，沒有邁出那一步。

六十年代末，北美反共氣氛正盛，一些機構出錢讓他寫回憶錄，他把大量細節付梓，以《我的回憶》換來微薄稿酬。作品在西方學界被當成“內部材料”，但很快因個人情緒濃重、資料失真受到質疑。

晚景每況愈下。多倫多養老院冬天供暖不穩，他半身癱瘓，常常整夜咳嗽。有人探望時，他偶爾提起南湖、瑞金、懋功，也偶爾抱怨“命運弄人”。但對于那條叛逆之路，他從未公開懺悔。

張國燾墳前沒有碑文，只立一塊簡單的金屬牌，刻著英文名與生卒年。在這座洋人的墓園里，行人匆匆，沒有人會想到，地下埋著一位曾經的中共早期領袖。倘若1921年的那張合影還在，有好事者也許會在他的人生經歷旁落下重筆：從元勛到叛徒，皆因心魔滋長，無人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