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逃過一劫！無關運氣，周樂偉主動投案，她全程清醒

2026年4月28日，曾任格力集團董事長的周樂偉，主動投案接受審查，牽出2019年格力電器416億混改往事，也讓董明珠與格力電器、格力集團的權責邊界及利益格局再受關注。

周樂偉的任職路徑是否符合規范？416億混改背后，格力集團與格力電器拆分又藏著怎樣考量？

很多人看到“格力”相關新聞，就會聯想到董明珠執掌的家電巨頭，卻忽略格力集團與格力電器是完全獨立的兩家主體。

格力集團成立于1985年，由珠海市國資委持股90%、廣東省財政廳持股10%，是妥妥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核心職能為產業投資與資本運作。

而格力電器1991年成立、1996年上市，早年確為格力集團核心子公司，彼時格力集團持股比例高達60%。

2012-2016年，董明珠同時擔任格力電器與格力集團董事長，這是兩家公司權責重疊的最后階段。

2016年周樂偉接任格力集團董事長后，格力集團進一步弱化對格力電器的管控，2019年混改成為徹底分割的關鍵節點。

2024年格力集團營收僅70.48億元，而格力電器營收高達1900億元，體量差距達27倍之多，格力電器第一大股東為高瓴資本旗下珠海明駿，持股16.11%。

第二大股東，是經銷商組成的青海互聯網科技公司，持股7.83%，第三大股東為香港中央結算公司，持股3.93%。

格力集團僅為第四大股東，持股3.46%，僅為財務投資，無實際話語權；董明珠個人持股1.8%，為第六大股東。

這種股權分散格局，讓格力電器成為無實控人的民營企業，而格力集團則成為失去核心資產的國企平臺。

搞清楚兩家公司的區別，才能避免將周樂偉與董明珠的權責混淆，也能看懂混改背后的資產劃轉邏輯。

周樂偉1970年出生的他，擁有經濟學博士背景，職業生涯始于金融系統，早年任職建設銀行珠海分行副行長，積累金融資本運作經驗。

2005年起進入國企系統，擔任珠海航展公司董事長，2013年兼任珠海市會議展覽局局長、會展集團董事長。

2016年11月他接任董明珠的職位，出任格力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重回商界執掌國企平臺，這次任職也成為他職業生涯的重要轉折點。

在格力集團任職的8年間，他主導格力電器416億混改，推動格力集團從實控人變為小股東。

2024年2月，周樂偉再次開啟身份轉換，從格力集團卸任后，2026年4月主動投案。

2019年的格力電器混改，是周樂偉任內最具影響力的事件，416.62億元的交易金額，不僅創下當時國企混改紀錄，更徹底改寫了格力電器與珠海國資的命運。

混改的核心，是格力集團轉讓所持格力電器15%的股權，交易對手為高瓴資本旗下珠海明駿，轉讓單價46.17元/股，總價416.62億元。

格力集團持股比例從18.22%降至3.22%，徹底失去對格力電器的控股權，珠海國資委也從實控人位置退出。

2019年4月格力電器公告混改計劃后，共有25家意向投資方參與，包括厚樸資本、百度、淡馬錫等知名機構，經過層層篩選，最終僅剩高瓴資本與厚樸資本兩家進入終極角逐。

高瓴資本憑借資本實力與產業運營思路勝出，其背后的資本大佬張磊，也通過此次交易成為格力電器的重要資本方。

這次混改采用高杠桿模式，珠海明駿的出資中，自有資金與銀行貸款比例約1:1，杠桿率的設置也讓此次交易備受市場關注。

混改完成后，格力電器的治理結構迎來重塑，從國資控股變為股權分散的公眾公司。

董明珠作為核心管理層，話語權不再受格力集團的直接制約，反而因管理層穩定、企業經營向好，成為混改后的重要受益方。

而珠海國資拿到416億資金后，開啟多元化投資布局，試圖擺脫對格力電器的依賴，但后續投資項目多遇波折。

這次表面是國有資本退出、民營資本入局，實則是國企改革背景下，地方國資、產業資本、管理層三方博弈，也為后續的國資運作埋下伏筆。

但從周樂偉的任職路徑來看，身份轉換的合規性、審批流程的嚴謹性，均存在值得推敲之處。

從行業影響來看，格力電器混改與周樂偉事件，為外界提供了重要警示。

國企混改的核心是優化治理、激發活力，而非簡單的國資退出、資本接盤，需兼顧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企業長遠發展與管理層激勵的平衡。

需進一步扎緊制度籠子，細化跨界任職的審批流程、監督機制，明確工作人員身份轉換后的權責邊界，杜絕換馬甲不換爛”的現象。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資本在規則內運作，才能從根源上防范政商“旋轉門”腐敗，保障國企改革、經濟社會發展健康推進。

歷史的教訓反復印證，權力與資本的流轉一旦脫離制度約束，終將偏離正軌，唯有筑牢規則防線、強化監督問責，才能讓每一次改革都經得起時間與紀律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