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敗壞的學術：科研中的欺詐

盡管我們可能不希望發現欺詐行為，但我們不能因此對其視而不見……如果人們害怕無賴，他們也會鄙視傻瓜。

——諾曼·麥克唐納（Norman MacDonald）

《格言與道德思考》（Maxims and Moral Reflections，1827）

互聯網上一些最為真實、最為動人的時刻，就是因為某種新技術的運用，使疾病患者或是殘障人士的生活一瞬之間得以改變的場面。失聰嬰兒植入人工耳蝸之后人生第一次聽到聲音，先天性白內障患兒通過手術重見光明，在戰斗中失去雙腿的士兵借助假肢邁出全新的一步。1這些視頻在社交媒體上被瘋狂轉發，背后自然有其原因：它們不僅可以溫暖人心，而且還在提醒我們科學的力量——科學，如能恰當運用，可以改善我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

但是，即便是科學有如此純粹的用途，也會被人歪曲和破壞。本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科學欺詐事件的受害者正是一些認為自己正在接受最前沿、最具變革性的醫療治療的患者。更為糟糕的是，這一事件并不是由一些在網上招募絕望病人的另類醫學騙子們進行的騙局，而是在世界上最頂尖的醫學院的大廳里，在世界上最富盛名的科學期刊上進行的公開欺詐。這一事件將向我們證明，即使是最令人發指的騙子，有時候也可能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如果因為疾病或是受傷嚴重而受損，斷裂的氣管兩端無法通過手術連接起來，因此，氣管移植是拯救患者的唯一途徑。2與其他大型器官移植一樣，氣管移植也極為困難，其困難之處在于不僅需要找到可能的捐獻者（顯然，捐獻者必須已經死亡），而且如果供體的基因與受體無法匹配，受體的免疫系統還會排斥移植過來的氣管。因此，外科醫生幾十年來一直在嘗試為病人植入人工氣管，而非進行氣管移植手術。這些人工氣管的原料多種多樣，塑料、不銹鋼、膠原蛋白乃至玻璃，都曾經被嘗試作為人工氣管的原材料。然而，這些嘗試總是以失敗告終：人工合成的氣管在患者體內無法固定、四處移動，阻塞氣道或引起感染。到21世紀初，醫學界普遍認為人工氣管無法實現。3

2008年，一位名叫保羅·馬基亞里尼（Paolo Macchiarini）的意大利外科醫生橫空出世，在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其成功進行氣管移植的論文。4馬基亞里尼在論文中提出，可以在氣管移植前使用受體的干細胞（即可以無限分裂，能夠修復和替代身體其他細胞的一種特殊細胞）樣本在供體的氣管上“播種”。在經過特殊設計的培養箱中培養一段時間之后，干細胞可以在供體氣管中“定殖”、存活，因此，在之后的移植過程中似乎可以有效防止排斥反應。這是一項重要的進展，但是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仍然是制造出徹底無需捐獻者，完全由人工制造的氣管。馬基亞里尼的想法——通過在異物周圍“種植”出一層相容的細胞，使得異物更容易被人體接受——能否最終實現呢？

幾年之后，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自論文于2008年發表以來，馬基亞里尼聲名鵲起，一躍成為外科新星；2010年，在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14位教授的聯名推薦下，馬基亞里尼被該校聘為客座教授，并成為其附屬的卡羅林斯卡醫院的主刀醫生。卡羅林斯卡學院不僅是瑞典這個擁有眾多優秀大學的國家中綜合實力最強的大學，還是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發源地。憑借著獨創的干細胞技術徹底顛覆了整個再生醫學，馬基亞里尼能夠受聘于這樣一所崇高的機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2011年7月，卡羅林斯卡學院興奮地向全世界宣告他們在這一領域取得了更進一步的進展：馬基亞里尼剛剛“歷史上首次”在卡羅林斯卡醫院將一根種植有干細胞的全合成碳硅氣管成功移植給一位癌癥患者。5馬基亞里尼之后又為卡羅林斯卡醫院的另一位患者進行了類似的手術。同年11月，詳細記錄手術細節的論文再次發表于《柳葉刀》期刊，給出了移植手術取得成功的“確鑿證據”。6在2012年，馬基亞里尼又為另外三名患者施行了人工氣管移植手術，其中一例手術在卡羅林斯卡學院進行，另外兩例手術在他受雇的位于俄羅斯克拉斯諾達爾市（Krasnodar）庫班國立醫學院的第二手術基地進行。在接下來的兩年里，馬基亞里尼又在俄羅斯施行了兩例手術，還發表數篇論文將成功的喜訊傳播到全球各地。7

其中一篇論文2014年發表在頂刊《生物材料》（Biomaterials）上，配有大量漂亮的“電紡氣管支架”（electrospun tracheal scaffold）的電子顯微鏡照片。作者簡短地承認了在為第一位患者施行手術時遇到了一些困難，然后繼續生動地描述這項新技術的神奇之處。但是，論文的作者有意識地忽略了一個致命的細節，那就是在論文被接受、發表的7個星期前，這位病人已經去世。8第二位患者去世得更早，甚至僅在接受手術后3個月就撒手人寰。9第三位在卡羅林斯卡接受手術的患者在多次后續手術失敗后于2017年去世。10在俄羅斯接受手術的患者，情況也并不樂觀。其中第一位患者是來自圣彼得堡的芭蕾舞演員尤利婭·圖里克（Yulia Tuulik），她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悲慘遭遇。

我感覺一切都非常糟糕。我在克拉斯諾達爾的醫院里住了6個多月。我接受了30多次全身麻醉手術。第一次手術3周后，我的化膿性瘺管（一個滲出膿液的小孔）裂開了，從此之后我的脖子就開始腐爛。我體重47公斤，幾乎無法行走。我呼吸困難，現在也不能發出聲音了。膿液氣味十分強烈……以至于人們退避三舍。11

接受手術兩年后，尤利婭于2014年去世。12最令人痛心的是，她在手術之前甚至沒有生命危險。13另外一名俄羅斯患者在術后死于所謂的“自行車事故”；一名患者在術后一年內去世，死因不詳；還有一名患者在摘除人工氣管后幸存了下來。142013年，馬基亞里尼還在一家位于美國伊利諾伊州皮奧里亞市（Peoria, Illinois）的醫院里為一名加拿大籍韓裔幼兒進行了手術，引發了媒體的廣泛關注?；純涸诮邮苁中g幾個月后去世。15

卡羅林斯卡醫院的幾位醫生在術后護理馬基亞里尼的患者時發現他們無法把患者糟糕的身體狀況與發表的科學論文中報道的良好結果聯系起來。他們聯合向卡羅林斯卡學院的負責人匯報，但是他們得到的并非驚訝和關切，而是搪塞和封口。學院甚至向警方報案，稱幾位醫生查閱患者病歷，侵犯了患者的隱私（這些指控很快就被駁回）。16最終，學院高層迫于壓力，從附近的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請來了一位教授作為獨立研究員調查這些指控。

這份長達2萬字的調查報告于2015年5月發布，非常清楚地指出：馬基亞里尼在很多方面“犯有學術不端行為”。17在發表的7篇論文中，馬基亞里尼謊稱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轉，而實際上甚至沒有進行必要的檢查；虛報隨訪期限，欺騙讀者認為患者的健康時間更長；并未報告患者出現嚴重的并發癥，并且有時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手術；并未獲得有效的倫理許可即對人體開展實質性的醫學實驗；以及在一項替換大鼠氣管的實驗室研究中偽造數據等。18

到這里，人們可能認為故事已經結束了。但是在馬基亞里尼回應獨立調查中提出的指控后，卡羅林斯卡學院決定開展內部調查。2015年8月，根據未公開的信息，該調查得出結論，稱馬基亞里尼沒有發生任何學術不端行為。19隨后的一周，《柳葉刀》期刊發表社論文章，慶?！氨Ａ_·馬基亞里尼沒有犯下學術不端行為”。20顯然，馬基亞里尼同時得到了醫學界最富盛名的兩家機構的背書，洗脫了學術不端的罪名。

之后，在2016年1月，事情出現了兩個讓人難以置信、無法被忽視或掩蓋的進展。先是《名利場》（Vanity Fair）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長篇描述了馬基亞里尼與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制片人貝妮塔·亞歷山大（Benita Alexander）的情愛糾葛。21馬基亞里尼在2014年向亞歷山大求婚，聲稱自己是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的私人醫生，還將邀請教皇以及世界上的一些頂級名流——包括奧巴馬夫婦，羅素·克勞（Russell Crowe）和艾爾頓·約翰（Elton John）等人——參加他們的婚禮。22然而，當《名利場》雜志聯系梵蒂岡求證這一消息時，梵蒂岡表示教皇并沒有名為馬基亞里尼的醫生。此外，雜志還發現馬基亞里尼在與亞歷山大的整個交往期間，還與其他人結婚，并育有兩個孩子。23

第二項進展是瑞典電視紀錄片《實驗》（Experimenten）的播出。在這部紀錄片中，制片人展示了一系列令人心痛的細節，揭示了馬基亞里尼的無能如何毀掉患者的人生，甚至是讓他們失去生命。紀錄片對第一位卡羅林斯卡的患者的氣管進行了檢查，將微型攝像頭送入患者氣管進行拍攝，結果顯示，患者的氣管充滿瘢痕、堵塞甚至穿孔，檢查的結果與馬基亞里尼在《柳葉刀》上發表的論文中描述的“幾乎完全正常的氣道”相去甚遠。24

這部紀錄片給卡羅林斯卡學院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導致其開展新一輪調查。這一次，人頭落地。從一開始就一直支持馬基亞里尼的卡羅林斯卡學院副校長引咎辭職；研究院長、大學董事會主席和一位推動聘用馬基亞里尼的諾貝爾獎委員會成員也相繼辭職。252016年3月，馬基亞里尼終于被免職，此時距離第一次人造氣管手術失敗已經過去了7年。26

為馬基亞里尼堅決辯護幾年之后，《柳葉刀》撤回了馬基亞里尼有關人造氣管的論文。272018年年中，卡羅林斯卡學院證實他的其他幾篇論文也出現了學術不端行為并在網上公開；所有這些論文現在都已被撤稿。28在被卡羅林斯卡學院解雇后，馬基亞里尼回到俄羅斯，繼續進行所謂的“研究”——不過他的研究對象已經從氣管轉向了食管。29萬幸的是，他最近發表的論文并沒有涉及任何的人類患者；相反，他和新同事們測試了塑料人造食管與從死亡狒狒身上提取的細胞的兼容程度。30他的現狀并不明朗；俄羅斯政府在2017年年中終止了對他的資金支持，他不太可能再開展任何手術。31他的患者們或許還能得到某種形式的遲到的正義：2018年12月，瑞典檢查機關宣布重啟對馬基亞里尼涉嫌的兩起過失殺人案件的調查。32

到底是什么使得這個過程如此曠日持久，甚至數名患者的痛苦而可怕的死亡都沒能促使大學解雇或是譴責這位責任人？到底是什么使得大學對那些揭露偽造事實的吹哨人進行報復？33顯然，馬基亞里尼在利用他的“突破性”的手術來提升自己的聲譽和名望，但是同時他也是卡羅林斯卡學院及其國際擴張計劃的寶貴資產。有人認為，卡羅林斯卡大學與這位超級外科醫生的關系有助于他們在中國香港建立一座全新的再生醫學中心。34他們很可能出于單純的恐慌或尷尬來掩蓋這起事件：卡羅林斯卡這樣一所擁有崇高聲譽的大學，很難主動低下自己高貴的頭顱，更不用說向公眾承認他們放任了這樣一位擁有致命危險的騙子對極易受到傷害的患者肆意妄為。

很少有科學欺詐事件能夠像人工氣管事件這樣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如此直接和可怕的影響，如此令人不寒而栗；也很少有科學騙子能夠像馬基亞里尼這樣出格和浮夸。然而，我們也可以從他的故事中吸取一些更為普遍的教訓。首先，盡管科學中存在著有組織的懷疑論，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還可以歸結為信任：相信研究真的如報告所說的那樣進行，相信數字真的是統計分析得出的結果，以及，在這個事件中，相信病人真的如論文所敘述的那樣康復?？茖W欺詐行為表明了信任到底會被利用得多么嚴重。第二個教訓是，我們對研究本身和研究者抱有懷疑的同時，也需要對機構抱有懷疑的態度。世界上總會有些無恥之徒，他們對名利和成功的渴望壓倒一切，但是我們本應該可以相信，像卡羅林斯卡學院或《柳葉刀》這樣著名的科研機構或學術出版商會盡其最大的努力組織他們對科學的影響，并且在出現的時候予以揭露和懲罰。遺憾的是，這些機構出于自身聲譽的考慮，雇用熱門科學家，或是發表他們的作品，而這可能會導致機構故意忽視這些欺詐者的行為，甚至是包庇他們而使之免遭相應后果。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茖W界自豪地珍視自己客觀、嚴謹、誠實的形象——欺詐是這個系統中禁忌的存在——而這一事實恰恰可能會妨礙科學界發現其中存在的壞人。像馬基亞里尼這樣的壞人存在于科學界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令人深惡痛絕，以至于許多人對此有意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甚至忽略了最明顯的科學不端行為。還有一些人對欺詐的普遍性和影響持否認態度。但是，正如我們將在本章中所見，欺詐在科學界中并非如我們設想的那樣鮮有出現，相反，欺詐已經成了一個影響深遠、流毒甚廣的常見問題。

書名：被敗壞的學術

作者：【英】斯圖爾特·里奇

20世紀最著名、最荒誕的科學欺詐事件之一也與移植手術有關，這次是皮膚移植。1974年，皮膚科醫生威廉·薩默林（William Summerlin）在位于紐約的著名的斯隆—凱特林癌癥研究所（Sloan-Kettering Cancer Institute）工作期間，就宣稱已經解決了上文提到的移植排斥問題，比馬基亞里尼還要早上許多。薩默林的手法簡單而直接，即在手術之前將供體皮膚放在特殊的營養液中進行培養和浸泡。他將黑色小鼠的一部分皮膚移植到白色小鼠上，沒有出現免疫排斥反應——一切看起來都很不錯，但是只有一個問題：他并沒有真的這么做。在向實驗室負責人展示他令人興奮的新發現之前，薩默林用黑色氈頭筆涂黑了白鼠的一塊皮膚。一位實驗員識破了這一騙局，他發現了造假的蛛絲馬跡（或許這次應該是“鼠皮墨跡”），然后使用酒精擦掉了黑色墨水。薩默林在小鼠上的移植從未成功，很快就被研究所解雇了。35

說到沉溺于不正當的“藝術沖動”的科學家，薩默林并非孤例；這種藝術在科學論文的插圖中十分常見。得益于計算機圖形技術的發展，作者可以輕易地通過裁剪、復制、修飾、拼接、重新上色或以其他方式修改科學圖片使之呈現出想要表現的任何效果。當然，早在Photoshop時代之前，偽造照片、制作欺詐性圖像也是完全可行的。蘇聯著名的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Yezhov）政委在約瑟夫·斯大林面前失勢之后，就從與斯大林的合影中“消失”了。1961年，《科學》雜志因發表印度獸醫研究人員的一篇文章而道歉，該研究人員聲稱首次在雞蛋中發現了弓形蟲（toxoplasma gondii）。弓形蟲是一種潛在的健康風險，因其可能導致弓形蟲病，對免疫系統薄弱的人來說十分危險。36證明這種寄生蟲存在的證據，即顯微鏡下的雞蛋中寄生蟲的卵囊照片，被發現是偽造的。研究人員所謂的兩個不同的卵囊實際上是同一張照片，只是放大之后進行了水平翻轉——回想起來，這種重復其實非常明顯，但同行評議人員卻忽略了。欺詐行為被發現后，相應的研究人員很快就被迫退休或停職。37

您可能會認為只有最懶惰的科學騙子才會在論文中使用重復圖片這種讀者肉眼可見的欺騙手法。但是，重復圖片卻一直不斷地出現，并且已經成為近幾十年來最為著名的科學欺詐事件的核心要素。2004年，韓國生物學家黃禹錫（Woo-Suk Hwang）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宣布其成功克隆了人類胚胎；次年，他又在同一期刊上發表論文稱其使用了這些胚胎培育出了第一批克隆人干細胞系。干細胞的巨大潛能除了它們可以無限繁殖之外，還在于他們的“全能性”，也就是說，在實驗室條件下，干細胞可以像瑞士軍刀一樣轉變成許多不同類型的組織（神經元、肝細胞、血細胞等等）?？寺〖毎怠邳S禹錫的論文中共有11個之多——使得人們能夠開發出個性化干細胞療法，從而修復受損組織、再生受傷或患病器官。與氣管移植一樣，個性化干細胞來自患者本身，他們的免疫系統對干細胞治療的排斥可能較輕。同年，首爾國立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的黃禹錫團隊還取得了另一項突破，向世界展示了歷史上第一只克隆犬——一只名叫斯納皮（Snuppy）的阿富汗獵犬。38

這些成就使得黃禹錫教授在韓國家喻戶曉，再怎么夸張也不為過。他在媒體上備受推崇，39他的巨幅海報出現在大街小巷，上面寫著“世界的希望——韓國的夢想”。40韓國郵局還在2005年發行了一枚特別郵票來紀念他的工作，郵票上是一系列從輪椅上站起來的人的剪影（也許為時過早），這些人縱身一躍，跳到空中，與所愛的人深情擁抱。41韓國政府將黃禹錫稱為“最高科學家”，為他的研究投入巨額資金。數百名女性主動聯系黃教授，希望為他的研究捐獻卵子。42

讀到這里，您或許可以猜到接下來發生了什么。仔細檢查《科學》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就可以發現，兩張據稱展示了黃禹錫不同患者的細胞系圖片實際上完全一致（需要明確的是，兩張此類圖片幾乎不可能僅僅因為巧合而完全一致）。另有兩張圖片存在重疊，它們來自同一張照片的不同部分，但卻被視作完全不同的圖片進行處理。43如果研究只有這些問題，那么還可能解釋為人為疏忽：這些照片可能被人弄混或是貼錯了標簽——但事實并非如此。黃禹錫實驗室的吹哨人透露，實驗室只建立了兩個細胞系，而非論文中所稱的11個，而且這兩個細胞系都不是克隆胚胎。44其余的細胞照片都是在黃禹錫的指示下篡改或是故意錯誤標記的。整個研究項目就是一場騙局。

甚至早在圖片造假的問題被提出之前，黃禹錫就已經因為從捐贈者處獲取卵子而陷入了輿論的漩渦。卵子的捐贈者既沒有被充分告知卵子的用途，也沒有被告知提取卵子的潛在危害。黃禹錫還向實驗室的女性成員施壓，要求她們捐獻自己的卵子用于他的實驗。45黃禹錫的不端行為不斷被揭露：黃禹錫將部分研究經費轉入了由自己實際控制的一系列銀行賬戶，盡管他本人聲稱這些費用仍然用于購置科學儀器，但是調查顯示，這些“儀器”包括他妻子的一輛新車，以及支付給支持他的政客的政治獻金。46

由于得到了媒體的大力宣傳，即便是如此嚴重的科學欺詐都無法阻止黃禹錫的崇拜者的腳步。抗議者們在刊登負面報道的媒體機構辦公室外排隊示威，在網絡論壇上發表了成千上萬條支持黃禹錫教授的狂熱留言。47面對這一情況，當局不得不作出應對。黃禹錫被他所在的大學開除，之后受到了刑事起訴。他被判兩年緩刑，得以免受牢獄之災。48時至今日，黃禹錫仍然在研究克隆技術，不過是在一所名氣更小的大學，他的研究成果所受的關注度已經大不如前。順便一提，盡管黃禹錫偽造過眾多研究成果，但是克隆犬斯納皮是真實存在的：DNA檢測結果顯示，它是另一只名為“阿泰”（Tai）的阿富汗獵犬的克隆體。斯納皮于2015年去世，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依然存在：兩年后，又有4個克隆體誕生。49

毫無疑問，黃禹錫是韓國最著名的科學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生物學家之一。既然他在這個位置上受到如此之多的關注，他憑什么認為自己的這種明目張膽、粗心大意的欺詐行為可以瞞天過海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說明他自身品格（的缺陷），也說明了科學體系中存在的某些缺陷。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整個科學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的：每個人都從根本上假定他人的行為是合乎道德的。遺憾的是，這種信任正是欺詐行為所滋生的溫床。造假者就像寄生蟲一樣，可以隨意利用社會的集體善意。黃禹錫如此不知羞恥的行為說明了評議者和編輯在面對如此激動人心的、“突破性的”成果時多么容易選擇輕信——而我們所依賴的恰恰是他們時刻保持的謹慎和懷疑的態度。

除了細胞的顯微照片之外，生物學中基于圖像的欺詐最常見的目標之一就是印跡（blotting）。印跡技術有著許多變種，可以被分子生物學家用來逆向設計他們在實驗中產生或是檢驗的化學物質的成分。最原始的方法是薩瑟恩印跡法（Southern Blotting，又稱DNA印跡或南方印跡），以其發明者、生物化學家埃德溫·薩瑟恩（Edwin Southern）命名。50薩瑟恩印跡能夠檢測DNA序列：印跡使用放射性標記，您可能在有關遺傳學的新聞報道中見過所產生的圖像，大小不一的半矩形模糊圖像被組合成垂直的階梯或“泳道”。51其他的印跡法可以檢測不同的化學物質，而每種印跡法都有著一個與原始名稱諧音的名稱，如北方印跡（Northern Blotting，又稱RNA印跡）、西方印跡（Western Blotting，又稱蛋白質印跡或免疫印跡）等。52生物學實驗往往取決于特定印跡的特定結果，例如，西方印跡法可以用于診斷某些疾病，因為它能夠檢測到某些蛋白質的產生，它標志著細菌或病毒的存在。印跡圖是實驗中檢測到某種化學物質的重要證據，科學們經常自豪地在論文中展示他們的印跡圖，而這就是篡改發生之處。

在黃禹錫的“發現”發表10年后，2014年，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的科學家在《自然》雜志發表兩篇論文，報告了有關誘導多能干細胞的最新研究成果。53與黃禹錫門事件中的干細胞不同，誘導多能干細胞可以從成熟的成體細胞中產生，減少了使用胚胎細胞的需求。54這種干細胞的發明者在2012年獲得了諾貝爾獎。問題在于，這種干細胞的標準制造過程費時費力、效率低下，需要數周時間而且會產生大量廢物。55然而，理化學研究所的研究團隊聲稱已經找到了另一種制造干細胞的方法，名為STAP（Stimulus-Triggered Acquisition of Pluripotency，刺激出發獲得多能性）技術。顯然，只需要將成體細胞浸泡在弱酸中（或施加另一種輕微壓力，如物理壓力），成體細胞就會轉變為多能干細胞，無需繁瑣的操作。首席研究院小保方晴子（Haruko Obokata）收集了一系列看起來令人印象深刻的證據，包括顯微鏡圖像、圖表和顯示了成體細胞被重新編程為多能性干細胞的DNA證據。

由于這項革命性的發現，小保方晴子突然成了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關于她和她古怪的實驗室布置（例如，她養了一只寵物烏龜，她的實驗室裝飾著姆明一族中的人物，她穿的不是白大褂，而是祖母送給她的日式圍裙 kappogi）的文章鋪天蓋地，她被捧為杰出女科學家的光輝典范。56然而，這種關注并沒有持續太久。論文發表沒幾天，其他科學家就開始留意到小保方晴子的論文圖片存在不一致，特別是她的 DNA 印跡的4條“泳道”。每條“泳道”都應該來自同一個印跡，但是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其中一張照片相比其他照片底色更深、邊緣更尖銳。實際上，這條“泳道”是由另一張獨立的印跡圖片剪切、拼接并調整大小得到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與其他“泳道”相匹配。57論文沒有對這一操作做出任何說明，而這絕對不是一個以極度透明的方式工作的科學家的行為。在這一行為被指出后，人們發現了更多的異常現象。圖片中的一些顏色經過后期修正，而且小保方晴子還參與了圖片的復制；她的第二篇論文中兩張所謂的不同圖像實為同一張照片，只是二者拍攝的角度不同，這已經不足為奇了。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實驗室異常努力地加緊復現研究的結果。STAP的缺點之一可能就是所使用的技術太過簡單，其他研究者很容易就能重復檢查。一位細胞生物學教授創建了一個網站，允許研究人員在網站上發布復現研究的最新進展。網站上的綠色字體表示積極或令人鼓舞的成果，而紅色字體表示失??；隨著復現嘗試的報告不斷更新，幾乎所有的報告都呈紅色。58在圖像檢查者和研究復現者的雙重壓力下，理化學研究所開展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圖像存在篡改。小保方和同事要求《自然》雜志撤稿，《自然》雜志于2014年6月撤回論文；同年12月，小保方辭去理化學研究所的工作。59更為詳細的調查顯示，小保方的不端行為并不只是偽造圖像那么簡單：她將過去的研究中的數據改頭換面作為新數據，還偽造了顯示細胞生長速度的數據。她研究中的細胞存在的任何多能性實際上都是由于她允許自己的樣本受到胚胎干細胞的污染。60

故事的落幕令人唏噓。笹井芳樹（Yoshiki Sasai）是這幾篇論文的共同作者，也是一位杰出的干細胞生物學家。他并沒有參與學術欺詐，但是根據理化學研究所的報告，笹井芳樹因未對小保方晴子的研究結果進行再次檢查而“負有重大責任”。他于2014年8月在理化學研究所研究中心大樓內上吊自殺身亡，享年52歲。61在他留下的遺書中，他提到了由小保方晴子的學術不端被發現而引起的媒體公憤。62

黃禹錫和小保方晴子的故事存在一個突出的共同點：欺詐論文都獲得了極高的關注。他們的論文發表在《科學》和《自然》這兩本世界頂級學術期刊上。這些顯而易見的學術贗品能夠通過這兩本期刊的審稿程序，令人感到憂心忡忡；反過來說，正是由于這兩本期刊的聲望，這些論文在發表之后隨即引發了全球關注以及審查。最高層次的科學期刊尚且能夠發生這種欺詐行為，也就意味著那些不太出名的期刊中還存在著更多逃脫監測的欺詐行為。這也就帶來了一個新問題：生物學家們到底在論文中偽造了多少圖片？2016年，微生物學家伊麗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和她的同事決定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研究團隊在40本生物學期刊中搜索包含“免疫印跡”一詞的論文，最終得到了20621篇。63在這場規模宏大、難度艱巨的研究中，比克親自查看了每一篇論文，檢查其中的圖片是否存在不恰當的重復。她所發現的內容足以讓現有的可疑圖片庫數量翻上好幾倍：這些圖片不僅有簡單的重復（舉個例子，見下圖1），還有黃禹錫式的裁剪、小保方式的拼接和尺寸調整，以及一系列其他欺詐技術。已發表的論文中總計有3.8%（約占1/25）包含有問題的圖片。后來，比克和她的同事對一本細胞生物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進行了分析，發現這一比例甚至更高，達到6.1%。64這些不當圖片有一部分只是無心之失，作者可以發布更正來解決存在的問題。然而，約有10%的論文選擇撤稿，這也就意味著背后有更加邪惡的事情正在發生。如果這些數字和比例能夠代表細胞生物學領域學術論文的整體情況，那么比克估算出總計有多達3.5萬篇論文需要撤回。不幸中的萬幸，一般來說，聲望較高的期刊包含問題圖片的論文的概率更低。不過，最令人感興趣的也許是關于“慣犯”的研究結果：一旦比克和她的研究團隊發現某篇論文存在偽造圖片，他們就會去檢查相同作者發表的其他論文是否也存在重復圖片。這種情況只出現了不到40%。出現一張重復圖片可能是由于粗心大意，而兩張則更像是有意欺詐。

圖1 比克和同事發現的一張重復的蛋白印跡圖。最后兩個條帶（第9列和第10列）來自相同的原始圖片，右側由左側復制而來，稍微調整了一下尺寸。作者可能使用了Photoshop之類的軟件。相關論文后續得到了更正。圖片來源：Bik et al.（2016）。

到目前為止，本章關注的重點都是與圖像有關的欺詐，但欺詐遠遠不止發生在圖像上。也許實施和隱瞞科學欺詐的最有效部分是數字，即構成研究數據集行列的數字。在前言中，我們提到了戴德里克·斯塔佩爾（Diederik Stapel）。他只是把想要的結果輸入到電子表格中，用其冒充真實數據。這種數據欺詐發生的頻率如何？發現數據欺詐的難度又如何？接下來我們將會討論這兩個問題。

幸運的是，就像是偽造一幅引人入勝的倫勃朗（Rembrandt）或維米爾（Vermeer）畫作，或是一張令人信服的蛋白質印跡圖一樣，偽造一個足以置信的數據集也絕非易事。憑空捏造的數據不具備現實世界中收集到的數據所具備的特性。65究其根本原因，沒有哪門科學是純粹的精確科學：數字存在噪聲。每當你試圖測量任何事物，無論是某個國家的經濟表現、世界上現存的稀有紅毛猩猩數量，還是亞原子粒子的速度，甚至是某個人的身高這種簡單的數據，所得的結果都會與真實值稍有偏差。以測量身高為例，被測者可能有些駝背，測量者使用的卷尺可能會誤差幾毫米，記錄的數據也可能會不小心寫錯。這種差額被稱為測量誤差，即使有辦法減少，也很難完全避免。66

測量誤差還有一個令人討厭的表親——抽樣誤差。作為科學家，我們極少（如果有的話）能夠研究某種現象的所有實例，無論研究對象是一組細胞、系外行星、外科手術還是金融交易。與遍歷相反，我們的研究方法是抽樣調查，試圖從樣本中歸納出整個集合。統計學家將其稱為“總體”（populations），與“人口”（population）一詞同源，雖然研究對象未必總是人類。此處的問題在于所采集的任何特定樣本的特征（例如，研究中所有調查對象的平均身高）永遠無法與真正想知道的事物（例如，全國所有人的平均身高）完全一致。由于納入機會的隨機性，每個樣本的平均值都會略有不同。此外，也是由于概率原因，一些樣本可能與整體集合中的真實平均值相差甚遠。67

測量誤差和抽樣誤差都不可預測，但它們的不可預測性是可以預測的。來源于不同樣本、測量方法或群體的數據往往會擁有不同的特征，平均值、最高值和最低值，以及幾乎所有其他指標均為如此。因此，盡管測量誤差和抽樣誤差往往會給研究帶來困擾，但是這兩者是探測數據造假的有效手段。如果一個數據集看起來過于整齊，不同數據組之間過于相似，那么很可能會發生奇怪的事情。正如遺傳學家霍爾丹（J. B. S. Haldane）所說，“人類是一種有秩序的動物”，“很難模仿自然界的無序”，而這對欺詐者和我們其他人同樣有效。68

正是這種推理在2011年揭穿了社會心理學家勞倫斯·桑納（Lawrence Sanna）和德克·斯密斯特斯（Dirk Smeesters）的欺詐行為。桑納發表的一項研究稱人類在所處海拔更高時表現出更明顯的親社會特征，而斯密斯特斯的研究稱看到紅色和藍色會影響人們對名人的看法。69兩篇論文的統計結果乍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似乎可以很容易地證實他們提出的關于人類行為的理論，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其中存在一些明顯的不合常理之處。心理學家尤里·西蒙松（Uri Simonsohn）發現，盡管桑納實驗的各組數據在其他方面差異很大，但其極差（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差值）幾乎相同。他計算出這種情況在真實數據中出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斯密斯特斯的情況也與之類似，只不過他的幾組數據之間過于相似的是平均分；同樣地，這些相似性也與真實數據中反映出來的情況不符。真實數據中的誤差會使得數字相差更遠。70在這些以及其他問題曝光之后，兩篇學術不端的論文被撤稿處理，兩位研究人員可恥地引咎辭職。71

這種統計意義上的異?，F象就像是您的信用卡突然出現一筆熱帶郵輪上的大額消費，此時銀行凍結你的卡片一樣，因為異常活動與正常預期不符，很可能是由欺詐引發。72此外，欺詐性數據還擁有很多其他特征，一旦讀者深入挖掘其中細節就可能會對其產生懷疑，例如，數據集可能看起來過于完美，缺失的數據點太少等；在真實數據集中，數據點缺失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參與者退出研究或是儀器失效等。數字的分布可能不符合某些預期的數學規則，73或者，研究效果可能遠超現實世界中的可信度，因為過于理想而難以令人信服。74

一些造假者非常清楚偽造數據，讓它們看起來更真實的難度，因此他們嘗試了更有創意的方法掩蓋自己的造假痕跡。2014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研究生邁克爾·拉庫爾（Michael LaCour）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引人注目的大規模入戶摸底調查的研究結果。75數據顯示，相比于異性戀宣傳者，與同性戀宣傳者接觸和交流可以顯著地、長期地提高人們對同性戀婚姻的接受度。換言之，如果被調查者遭遇的是權利受到質疑的少數群體，那么被調查者更有可能支持這些權利。這項研究傳遞了一個積極的信號，在2015年愛爾蘭公投中，同性婚姻合法化運動就使用了這一研究的結果，最終獲得成功。76

另外兩位政治學者大衛·布羅克曼（David Broockman）和約書亞·卡拉（Joshua Kalla）也對這項研究結果印象深刻，希望能夠復現類似的研究。但是，在研究拉庫爾的數據集時，他們發現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異常現象。他們注意到調查結果的分布，即“您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量表分數的高低分布與他們熟悉的另一個更早的調查數據集非常相似。該數據集名為“合作活動分析項目”（Cooperative Campaign Analysis Project，CCAP），事實上，二者的分布幾乎完全相同。這項研究的后續調查數據也不合常理，被調查者在與同性戀宣傳者初次接觸后接受了調查，看他們的態度是否發生了變化。與他們最初的觀點相比，沒有一位被調查者的觀點發生過一定程度的改變。別忘了，數據是有噪聲的：在如此之大的數據集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調查者的態度會存在更多的反復和變化。

事實上，拉庫爾的數據集是拼接而成的。他以CCAP調查結果為基礎，通過添加隨機噪聲對數字進行改動，假裝這些數字來自他的新研究。后續的調查結果只是在相同數據的基礎上添加一些額外的改動，而拉庫爾在論文中提到的有關培訓宣傳者的細節則完全是虛構的。這項調查壓根未曾開展。拉庫爾這篇論文的共同作者，倒霉的唐納德·格林（Donald Green）是一位聲名顯赫的政治學教授，他并未參與偽造數據，對拉庫爾向他展示的“數量眾多的、帶有最為復雜和華麗的裝飾的各種偽造數據”感到十分驚嘆?！埃ㄑ芯拷Y果里）有著敘述和見聞，還有圖片和表格。你可能會認為，如果不是真的在研究一個非常真實的數據集，沒有人會做到這種程度?！?7

我清楚地記得布魯克曼和卡拉發布的關于拉庫爾研究的報告，那是2015年5月。78在我在愛丁堡登上飛往舊金山的飛機前去參加會議之前，這份報告剛剛在網上發布；13個小時后，當我落地的時候，這件事情幾乎占據了我在社交媒體上關注的科學家們的主頁。這份報告簡直就是一記重拳，詳細揭露了拉庫爾篡改數據的行為。拉庫爾無處可逃：很快，《科學》雜志撤稿了這篇論文，拉庫爾也告別了普林斯頓大學為他提供的教職——而這一教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早地在如此權威的期刊上發表了學術論文。79

考慮到拉庫爾為了掩蓋自己的欺詐行為所付出的努力，對他來說，正常地開展這項研究可能會更加輕松。毫無疑問，這樣還可以避免在數據庫遭受適當審查之時徹底毀掉他的職業生涯。但是，和前文中提到的桑納、斯密斯特斯和斯塔佩爾一樣，拉庫爾偽造數據所獲得的是對數據的控制。這項研究完全符合《科學》雜志的同行評議要求，證明了其發表的價值。這正是出版系統和高校體系所需要的：不是一個可能不存在明確結果或清楚解釋的混亂現實的快照，而是一個足夠干凈、有效、可以立即轉化為現實應用的研究結果。

再一次地，被欺詐者利用的不僅是審稿人對有吸引力和令人興奮的研究成果的渴望，還利用了他們的信任。同行評議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一些信任問題：我們不能單純指望審稿人仔細、徹底地檢查每個數據點是否存在被篡改的跡象。但是，數據造假事件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對于真正有體系的質疑來說，現有的標準門檻可能太低。為了科學的利益和長遠發展，科學家們現在也許應該開始減少彼此之間的相互信任了。

我們現在可以提出這個問題：把所有的情況都算在內，科學欺詐到底有多普遍？一種估算這個問題的答案的方法就是觀察撤稿論文的數量。撤稿是論文的不光彩的結局，甚至被稱作“科學的死刑”。80在這種極刑之后，被撤稿的論文陷入了受難的狀態。這些論文并不會被簡單地刪除了事，相反，期刊的網站上會永遠保留這些文章，還會注明這些論文不再合規，一般是以紅色加粗的字體在文件頁面上方標記“已撤稿”（RETRACTED）。

了解撤稿信息的最佳途徑是“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網站。該網站記錄了每一篇新論文的撤稿，聯系期刊和作者以了解論文背后到底出了什么問題。2018年，該網站的所有者伊萬·奧蘭斯基（Ivan Oransky）和亞當·馬庫斯（Adam Marcus）發布了一個數據庫，收錄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類科學文獻中的超過1.8萬篇撤稿文章。對想要深入了解科學丑聞的人來說，這個數據庫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寶庫。瀏覽“撤稿原因”的部分，讀者可以窺見與這些論文相關的一些曲折故事，包括“利益沖突”“作者身份造假”“作者行為不端”“材料破壞”，甚至是“刑事訴訟”等。81

撤稿觀察數據庫并非完美無缺：由于期刊在承認或者標注撤稿論文程度差別很大，有些撤稿可能會被數據庫漏掉。同樣需要注意的是，撤稿并不一定意味著欺詐——許多論文撤稿的原因是作者發現了研究中的錯誤而主動撤回論文。其他撤稿則更加模糊：例如，2020年初，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弗朗西絲·阿諾德（Frances Arnold）宣布她的團隊因為實驗結果無法復現，而且“仔細檢查第一作者的實驗筆記本……發現缺少關鍵試驗的記錄和原始數據”。82截至目前，尚不清楚該論文的第一作者（阿諾德實驗室的一名學生）只是犯錯，還是背后有著更嚴重的問題。阿諾德承認得非常坦率，在推特上寫道：“我向所有人道歉。提交這篇論文時我有點忙，沒有做好我的工作?！?3

無心之失只占總撤稿的40%左右，甚至更少。大多數撤稿來源于某種形式的不道德行為，包括欺詐（約占20%）、重復發表和剽竊。84隨著時間的推移，撤稿數量也在不斷增加，雖然這可能并不意味著欺詐的增加；相反，這也可能是因為期刊編輯對欺詐行為越來越敏感，或者作者更愿意像阿諾德一樣承認自己的失誤。85

就像社會上的少數違法者犯下了不成比例的絕大部分犯罪一樣，撤稿觀察數據庫顯示，2%的科學家實施了25%的撤稿行為。86最嚴重的慣犯會被列入“撤稿觀察排行榜”（Retraction Watch Database），榜單看起來有點像反向的諾貝爾獎。87我們的熟人戴德里克·斯塔佩爾總計有58次撤稿，但是他僅僅排名第五位。毫無爭議的撤稿冠軍是日本麻醉學者藤井善?。╕oshitaka Fujii）。藤井虛構了不存在的藥物試驗數據，撤稿論文達到驚人的183篇。2000年，一封致《麻醉和鎮痛》（Anesthesia & Analgesia）期刊的信將藤井報告的數據評價為“驚人地漂亮！”。88正如“撤稿觀察”的策劃人所說，這句話并非恭維。89信件的作者注意到，藤井的13項研究中，報告頭痛副作用的參與者數量在不同的分組中幾乎完全相同，另有8項研究也幾乎完全相同。正如我們之前看到過的案例一樣，數據呈現了過高的一致性，不可能真實。但十多年來，藤井完全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與此同時還繼續在頗具影響力的麻醉學期刊上發表虛假論文。直到2012年，當另一項研究發現藤井的數據中存在更多的不可能情況時，一項正式調查才最終結束了他的職業生涯。90調查者總共記錄的包含偽造數據的論文總計達到172篇（此后還發現了更多的論文，使得藤井的撤稿論文總數達到了世界第一），還列出了他們認為不包含任何欺詐行為的論文。后者只有3篇。91

所以，如果把排行榜上的重量級人物與其他所有因為學術不端而撤稿的科學家們加在一起，究竟有多少科學家真的存在欺詐行為呢？撤稿論文的總體占比約為0.04%，也就是大約每1萬篇發表的論文中約有4篇被撤稿。比例較低，還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數據本身對于回答這個問題也幫助不大，因為我們知道，一方面有些撤稿并非由于科學欺詐，另一方面有些期刊要么并未發現虛假研究結果，要么即便發現也不愿撤稿。那么，如果只是匿名詢問科學家是否有過欺詐行為，會得到什么答案呢？

迄今為止，有關這個問題的規模最大的研究匯總了7項調查的研究結果，結果顯示1.97%的科學家承認他們至少有過一次偽造數據行為。92換言之，就算每50位科學家中有一位承認自己是科學欺詐者，也已經十分令人擔憂了，更何況人們天然不愿意承認自己的造假行為，即便是在匿名調查中也是如此，所以真實數字肯定還要更高。事實上，當調查詢問科學家們是否認識其他篡改數據的研究人員時，這一比例躍升至14.1%（當然，其中一些受訪者可能存在錯誤認識，過于多疑，或是夸大了競爭對手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93

這些欺詐者是誰？我們能否為典型的欺詐者建立一個類似FBI的“檔案”以幫助我們防止更多的數據偽造行為？在一項對欺詐案例的回顧研究中，神經科學家查爾斯·格羅斯（Charles Gross）對于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欺詐者的行為表示遺憾。不過，他還是嘗試著描繪經常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的欺詐者的形象。他寫道，欺詐者往往是“聰明、有抱負的年輕男性學者，在某家精英機構中從事現代生物學或醫學的某個快速發展、高度競爭的分支領域的研究工作，其研究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臨床或商業意義”。94看到這里，你的腦海中一定會浮現一幅熟悉的畫面：例如，保羅·馬基亞里尼幾乎完全符合這個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格羅斯使用“男性學者”描述欺詐者的性別。絕大部分最為嚴重的科學欺詐者都是男性學者，目前撤稿觀察排行榜上的32位科學家中，只有一位是女性學者。95想要知道這一性別比例是否在向我們傳遞某種信號，我們需要了解每個相關領域內的男性與女性的基數比例，從而知道男性的比例是否過高。2013年，一項以生命科學為關注點的研究考慮了這些基數的差異，發現男性在美國學術誠信辦公室（US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的欺詐研究報告中的占比確實過高。96另外，2015年，一篇論文研究對所有科學領域的撤稿和更正展開了研究，發現并不存在性別差異，盡管尚不清楚這一論文是否充分考慮了極為重要的基數。97

伊麗莎白·比克和她的同事們在收集了由含有重復的西方印跡圖片的論文組成的數據庫之后，還研究了是否存在某種特征可以用來區分存在問題的論文和其他正常論文。98其中一個顯著的特征是，某些國家的論文出現重復圖片的概率超過其他國家，例如，印度包含重復圖像的論文占比更高，而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占比較低。作者認為，這些差異可能來源于不同國家的不同文化背景：印度等國家在學術不端行為方面的規則較為寬松，懲罰較輕，這也可能是其產生更多潛在的學術不端行為或欺詐性研究的原因。這也再次凸顯了開展科學研究的社會環境可能對其質量產生嚴重影響。

除了對其性別或國籍進行籠統描述之外，我們對典型科學欺詐者的特征只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那么，如果不能通過人口統計學特征對其進行識別，了解欺詐者的行為動機是否有助于分辨呢？明知道科學欺詐一旦被揭穿，欺詐者會承擔極為嚴重的后果，他們為什么還是會做出如此厚顏無恥的行為呢？2014年的一篇論文發現，在美國，因為學術不端行為而遭到美國學術誠信辦公室譴責的科學家在做出學術不端行為的前幾年都曾陷入科研經費不足的窘境。這一現象可能說明學術不端行為的部分原因是對經費的渴求；然而，對這一現象還有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即這些欺詐者們在接受調查之后才出現資金鏈斷裂（也就是說，不端行為導致了經費的停撥，而非相反）。99

欺詐的另一個動機可能是欺詐者對科學的病態、錯誤的觀念。免疫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彼得·梅達瓦爵士（Sir Peter Medawar）提出了一個可能有悖常理的觀點：實施欺詐行為的科學家過度關注真相，但他們對真相的理解已經脫離了現實。他寫道：“我認為，科學欺詐最重要的誘因就是科學家對某項理論或假說的真實性或重要性的狂熱信念，而這項理論或假說被大多數科學家或同行們忽視或是簡單地不予置信——同行們一定會被震驚，從而發現欺詐者們所相信的內容是顯而易見的真理。”100物理學家大衛·古德斯坦（David Goodstein）也對此表示贊同，他寫道：“這些欺詐者的目的并不是向科學體系中植入謬誤，即使有，也極為少數。他們幾乎總是相信他們正在向科學記錄植入真理……只是沒有經歷真正的科學方法所要經歷的各種繁瑣的事務?！?01

在某種程度上，古德斯坦想到了自己所在學科的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例。2001年，在美國著名的貝爾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的德國凝聚態物理學者揚·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k Sch?n）宣布自己發明了一種碳基晶體管。晶體管是一種通過切換和放大電流來控制電子信號的裝置，是幾乎所有電子電路的基礎。舍恩碳基晶體管的切換動作發生在單個分子內，一時間舉世皆驚。102這種晶體管體積小于任何硅基材料制成的晶體管，硅基材料則是集成電路領域的基礎，因此其有望極大地改變集成電路的制造方式。人類終于可以開始制造分子級集成電路了，這也是納米科技的巨大進步。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欣喜地表示，舍恩的技術“簡潔中透著優雅”，而舍恩也因此贏得了眾多科學協會頒發的獎項。103極微晶體管和其他技術飛躍使得舍恩創下了世界一流的發表紀錄：在2000年至2002年間，除了在物理學頂刊上發表多篇論文之外，舍恩還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9篇論文，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7篇論文。對于絕大多數科學家來說，在這兩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期刊上哪怕只發表一篇論文都將是職業生涯的巔峰。當時甚至可能還有傳言稱舍恩可能會獲得諾貝爾獎。

然而，這些流言的風向很快就由贊美轉向了質疑。其他實驗室在重復舍恩的實驗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舍恩技術路線就像是上文中提到的干細胞中的STAP技術，操作足夠簡單直接，可以很容易地進行交叉檢查。然后，人們注意到，舍恩在數篇論文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實驗，其取得的結果圖像卻完全一致。104基于此，貝爾實驗室展開了詳細調查，要求舍恩提供支持其研究結果的原始數據。但是，就像是沒寫作業的小學生一樣，舍恩的作業“也被狗吃掉了”：舍恩告訴調查組，他刪除了絕大部分實驗數據，原因是他的電腦“存儲空間不足”。105在提供給調查組的數據中，調查組仍然能夠找到明顯的存在不端行為的證據。例如，在對兩個不同分子的電流進行比較時，舍恩只是將第一個分子的所有數據加倍，假裝其來自第二個分子。將后者除以二后，兩個分子的數據重合度達到小數點后第五位。106調查還發現了許多重復、篡改和捏造數據的證據。再一次地，自大的騙子編造了看似完美、不可能真實的數據。

在這份冗長的調查報告結尾處附上的舍恩本人的簡短回復，或許對于探尋欺詐者的動機尤為有用。舍恩為自己辯護道：“我自己在科學研究中犯下了錯誤，我本人也對此深感后悔……我意識到我的研究可信度不足，然而，我真心相信我所報告的科學效果是真實的、令人興奮的、值得研究的?！?07當然，我們應該始終對欺詐者的辯白保持高度警惕。但是，舍恩對自己的理論如此深信不疑，即便在大量研究成果被從科學文獻中剔除之后他依然堅持，恰恰反映出了上文中梅達瓦和古德斯坦提到的那種深度妄想和自欺欺人。舍恩目前在撤稿觀察排行榜上排名第15位，撤稿論文達32篇。108我們對此無法確定，但是舍恩有可能真的相信他那不可思議的晶體管，或是將他的不端行為視作吸引全世界關注的必要之惡。

戴德里克·斯塔佩爾也在他的書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在書中寫到自己為何在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偽造數據。在他看來，這些研究本應該取得成功，但是結果卻令人失望：

當實驗結果與你的期望大相徑庭；當你的期望來源于對文獻的深入分析；當你就同一研究問題開展3次實驗，而前兩次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當你知道其他研究者正在其他地方開展類似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結果時，你當然有權稍微調整一下實驗結果，難道不是嗎？109

正是如此，像舍恩和斯塔佩爾這樣的騙子反映了本書一再探討的最極端情況，即科學家擅自向所謂“真相”或是他們希望成為真相的事物伸出援手。110

無論原因如何，科學欺詐者們都對科學造成了與他們自身不相稱的嚴重傷害，同時也傷及了最為寶貴的人類制度之一。首先就是時間的浪費。調查一起欺詐事件可能需要數周、數月甚至數年的緊張工作，特別是，由于不端行為往往會從一項研究擴散到多項研究，涉及的每項研究都需要進行嚴密的專家鑒定。大多數從事這項工作的研究者并非專職從事這項工作的，他們通常是本身就十分忙碌的研究人員，為了更大的利益而暫停自己的研究，轉而調查欺詐行為。調查過程也不僅僅局限于收集證據。舉報人、數據偵探或其他任何曾經向科學期刊或大學舉報不端行為的人都會告訴你，即使是一篇明顯存在欺詐的論文，要撤稿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這還是在沒有被有關部門忽視或是推諉的情況下。

當然，科學欺詐除了帶來時間的浪費之外，還有金錢的消耗。直接盜竊帶來的損失，比如黃禹錫侵吞和套取的科研經費，與浪費在虛假的結果上的徒勞無功的研究所花費的金錢相比是十分微不足道的。例如，肥胖癥研究者埃里克·珀爾曼（Eric Poehlman）是美國第一位因學術不端而被判入獄的科學欺詐者。他浪費了美國政府給予的來自納稅人的數百萬美元研究經費，制造了跨度達10年的大量無用、虛假的數據。111試想，又有多少完全無辜的科學家為了追隨或復現他的研究結果而浪費了自己的研究經費？

除了浪費之外，欺詐還會嚴重打擊科學家的士氣。正如前文所見，諸多欺詐行為之所以能夠滲透到文獻之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科學家一般來說都保持開放、包容和信任的態度。同行評議人員的準則是對結果的解釋保持懷疑態度，但往往不會想到數據造假。然而，欺詐現象的普遍存在意味著，我們需要在面對可疑論文時增加一個令人沮喪的選項：有人可能在對我們撒謊。需要格外警惕的也不僅僅是別人的論文，欺詐可能發生在任何科學家的門下。由于研究論文很少由一名作者獨立撰寫，因此一名造假的共同作者有時可能會玷污整個團隊無辜同事們的聲譽。在很多情況下，欺詐者是實驗室的年輕成員，通過共同署名的方式將實驗室的資深研究者拉入泥潭。邁克爾·拉庫爾（Michael LaCour）虛假的同性婚姻調查研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不過這種“新帶老”的情況也并不絕對，有時也會出現“老帶新”，即知名科學家不顧一切地大肆破壞自己下屬和實驗室成員的職業生涯。例如，有關戴德里克·斯塔佩爾的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報告指出，在他的所有學生中，有至少10篇博士論文采用了他偽造的數據。112而在笹井芳樹事件中，名譽受損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發現自己卷入STAP干細胞丑聞后選擇自殺身亡。

欺詐還污染了科學文獻。雖然論文撤稿有效地減少了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但是這通常還遠遠不夠：被撤稿的論文還會經常被粗心大意的科學家引用。113研究人員在2015年對麻醉學者斯科特·魯本（Scott Reuben）的學術不端事件進行了跟蹤調查。到2009年時，魯本共有20篇論文被撤稿——這一數字現在達到了24篇，使他登上排行榜第27位。在之后的5年里，這些論文總計被引用了274次，其中只有約1/4的作者意識到引用的論文已經撤稿。114對另外幾篇撤稿論文的研究發現，撤稿后的引用有83%對其給出了正面評價，沒有提及撤稿一事——這些僵尸論文仍然在科學文獻中茍延殘喘，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已經被宣告死亡。115有些期刊在標記論文撤稿方面做得顯然不盡如人意。116不論到底為何，被撤稿的論文現在仍然經常被作者引用，而且不是為了批評，這意味著很多科學研究所依賴的是完全錯誤的信息。一次學術不端行為對文獻的影響遠遠不止發表虛假結果的原始論文本身。

欺詐的危害也不僅僅局限于科學：其影響遠遠超出發表偽造結果的期刊本身。依賴研究的從業人員，例如醫生，可能會被誤導使用無效或非常危險的治療方法或技術。麻醉學者約阿希姆·博爾特（Joachim Boldt）就是后者的一個例子，他目前在撤稿觀察排行榜上排名第二。117[1]博爾特捏造了有關羥乙基淀粉的數據。羥乙基淀粉是一種化學物質，在創傷手術中有時用作血容量擴張劑，其原理是通過幫助剩余血液循環以防止失血后休克。博爾特偽造的實驗結果使人誤判了羥乙基淀粉的安全性，而一項“元分析”（meta analysis）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進一步證實了博爾特的判斷。所謂“元分析”，是指匯集了之前所有相關論文的綜述研究。然而，得出這一結論時博爾特的騙局尚未被揭穿，而元分析將他偽造的結果作為了綜述的一部分。在博爾特的騙局被揭穿，論文被排除在元分析之外時，結果出現了巨大變化：事實上，接受了羥甲基淀粉的患者更有可能死亡。118博爾特的欺詐行為影響了整個研究領域，外科醫生對研究結果信以為真（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而導致危及病人的生命安全。119

在諸多惡劣的科學欺詐事件中，有一起事件不僅誤導了科學家和醫生，還嚴重地影響了公眾對某種極為重要的醫療方法的看法。這起事件造成了極大的恐慌和混亂，以至于即便事件距今已經20多年，我們仍然生活在它的陰影之下。當然，這起事件指的就是1998年由英國醫生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在《柳葉刀》上發表的臭名昭著的疫苗研究報告。120根據對12名兒童的抽樣調查，韋克菲爾德及其共同作者聲稱麻疹、腮腺炎和風疹聯合疫苗（MMR疫苗，又稱麻腮風疫苗或麻風腮疫苗）可能導致兒童罹患自閉癥，認為MMR疫苗殘留在兒童體內的麻疹病毒是導致腸道和大腦相關癥狀的原因之一。韋克菲爾德首次將這種情況命名為“自閉癥性小腸結腸炎”（autistic enterocolitis）。121在論文發表后的采訪和新聞發布會上，韋克菲爾德多次表示麻腮風疫苗應該分成3種單獨的疫苗，因為“有些兒童的免疫系統無法承受太過強大的組合疫苗”。122

到現在，大多數人都知道韋克菲爾德的研究結果已經被證偽。1998年以來，已經有多項大規模的嚴格研究表明麻腮風疫苗（或任何其他疫苗）與自閉癥譜系障礙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123同時，研究還證明了聯合疫苗的安全性與單獨疫苗一致。124然而，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韋克菲爾德的論文非但不是科學的無心之失，更不是一項陷入死胡同的嘗試性研究，而是從一開始就存在欺詐行為。125

在該研究發表并引發爭議之后，調查記者布賴恩·迪爾（Brian Deer）開始著手調查韋克菲爾德的數據，尤其是他的動機。迪爾在《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上發表的一系列令人震驚的文章中，描述了韋克菲爾德如何歪曲或篡改其論文中收錄的12名兒童的醫療細節。126韋克菲爾德編造了一個“事實”，即所有兒童在接種麻腮風疫苗后不久就首次出現了與自閉癥有關的癥狀；而事實上，有些兒童在此之前就存在相應的癥狀記錄，有些兒童則是在幾個月后才出現癥狀，還有些兒童甚至從未被確診為自閉癥。127至于欺詐的動機，迪爾指出，韋克菲爾德可以從他編造的研究結果中獲取兩項重大經濟利益。128首先，一名曾經計劃代表自閉癥患兒家屬起訴疫苗廠商的律師高薪聘請了韋克菲爾德。129事實上，韋克菲爾德正是通過與該律師有關的反疫苗壓力集團招募患者開展研究。其次，在研究報告發表的一年之前，韋克菲爾德就已經為自己的單獨麻疹疫苗申請了專利。綜合這兩項因素，如果韋克菲爾德的研究能夠使得人們畏懼麻腮風聯合疫苗，他將會從中獲利。130無法原諒的是，這兩項利益都沒有在論文中披露：論文只是指出這項工作由“特別受托人”資助，而患兒的父母“為這些研究提供了動力”。131

2004年，當迪爾第一次聯系《柳葉刀》雜志提出他的擔憂時，他遭到了編輯的強烈抵制。這也許是暗示著大約10年后，同一期刊也會為馬基亞里尼做出相同的行為。132由于迪爾的調查，韋克菲爾德的論文終于在2010年被撤稿，而此時該論文已經被收入正式科學文獻12年之久。經過英國醫學總會（UK General Medical Council）史上最長的一場聽證會，韋克菲爾德也被從醫學總會的注冊名單中除名，禁止其在英國作為醫生執業。這一決定不僅因為他偽造了數據，還因為他在未經適當批準的情況下讓一名兒童接受了包括結腸鏡檢查在內的不必要的醫療程序。133醫學總會稱韋克菲爾德的行為“冷酷無情、漠不關心”，這兩個詞，我想，也可以描述本章中遇到的所有科學欺詐行為。134在那以后，韋克菲爾德在美國的反疫苗運動中聲名鵲起。例如，在由于公眾的強烈抗議而被撤下之前，他所編導的反疫苗電影《疫苗黑幕：從掩蓋到災難》（Vaxxed: From Cover-up to Catastrophe）差點在2016年紐約翠貝卡電影節公開放映，還得到了電影節創始人、疫苗懷疑論者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的支持。135

韋克菲爾德的欺詐行為引發了一場疫苗大恐慌，其蔓延速度不亞于任何病毒。英國媒體的許多版面都開始刊發有關麻腮風疫苗的“追問體”文章，在家長中播下懷疑的種子。《每日郵報》（Daily Mail）是這些媒體中的罪魁禍首，就連一向標榜自己清醒、獨立、不被輿論裹挾的《偵探》（Private Eye）雜志也在2002年制作了一期有關麻腮風疫苗的專題報道，將韋克菲爾德描繪成了一個與聯合疫苗對抗的伽利略式的英雄人物。136報道的效果你也可以猜到。137在20世紀90年代末，英國對麻腮風疫苗的接種率連年提高，接近95%的“群體免疫”水平。群體免疫指如果有足夠多的人接種疫苗，就使得疾病變得足夠罕見，從而不會威脅到那些因為過敏等原因而無法接種疫苗的人。然而，1998年后，接種率驟降至80%，麻疹發病率也隨之飆升。138歐洲和世界各地開始爆發麻疹疫情，曾經一度消滅麻疹疫情的國家也開始出現新發病例。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估計，2018年有超過14萬人死于麻疹及其并發癥——而人類完全知道如何預防這種疾病，這令人格外悲哀和沮喪。139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韋克菲爾德的科學欺詐行為使得世界變得更加危險，對于兒童、其他弱勢群體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來說尤為如此。

《柳葉刀》這樣知名、權威的學術期刊發表韋克菲爾德的研究，是科學出版史上最為糟糕的決定之一。幾乎沒有任何例子能夠比韋克菲爾德事件更能說明可靠科學對社會福祉的重要性，以及同行評議制度在篩選不良研究時的表現有多么失敗。這將使我們再次回到科學的信任問題——而這次是公眾對科學的信任。給孩子接種疫苗是一種主動行為：家長主動讓孩子接種某種疫苗，相信醫生是正確的，接種疫苗是安全的。140如果一篇發表在著名期刊上的，經過科學界同行評議認可的研究論文說明疫苗并不安全，那么這一問題理應引起注意。韋克菲爾德論文的影響在于，論文發表數年之后，人們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相信哪邊對疫苗的說法。時至今日，很多人仍然不知道。141

這種辜負公眾信任的行為也許是科學欺詐的最為惡劣之處。人們對科學投入巨大，甚至包括他們孩子的健康。欺詐者踐踏了這種信任。欺詐者本身固然難辭其咎，但我們的科學體系也理應受到譴責。不僅最引人注目的期刊鼓勵人們只發表最耀眼的研究成果——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一小部分科學家會通過欺騙的方式達到這種耀眼的目的——而且即便有相當確鑿的學術不端行為證據擺在面前，期刊編輯們往往也表現得不情不愿、固執己見。142大學也難逃批評：大學開展的調查往往進展緩慢，而且在馬基亞里尼這樣的案例中，大學不僅為不可原諒的行為辯護，而且反過來積極追查吹哨人。143當然，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任何被指控實施欺詐行為的人，在證明確實有罪之前都應該視為無罪；畢竟最能破壞信任的就是胡亂提出指控。但是，那些身居要職，負有領導責任的大佬們拖延得越久，每篇造假論文在科學文獻中存在的時間就越長，我們的制度和機制就越辜負科學——乃至全社會——的信任。

比科學欺詐污染科學文獻、帶來浪費、辜負信任乃至導致死亡更糟的是又一個“細思極恐”的事實：這些只是我們知道的部分。我們沒有抓到的騙子會不會比本章所涉及到的騙子們更聰明、更狡猾、更危險？畢竟，許多科學欺詐者不是通過數據偵探或是掃描論文尋找偽造圖片揭露出來，而是被恰好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發現可疑之處的吹哨人揭露的。極有可能存在一些欺詐者，他們逃避了這些偵查，更加有效地掩蓋了自己的不法行為，并制造了不會引起任何質疑的假科學。我們完全有可能永遠也發現不了他們。144

為什么我們要從欺詐開始探討科學的諸多問題呢？這些欺詐的故事通常十分戲劇化，令人恐懼，難道不應該成為我們探究科學之惡的旅程的高潮嗎？乍看上去，這句話有一點道理。但是，盡管這些欺詐故事“細思極恐”，但我將在下一章里要講到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要更為惡劣。它之所以惡劣，正是因為它不像偽造圖片或編造數據那樣明目張膽、吸引眼球。它不同于欺詐，欺詐是對科學活動的明確的、不可原諒的違背。我們即將看到的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帶著善意和誠實的科學意圖的行為。這個問題更加微妙、更加隱蔽，最為嚴重的是，它也更加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