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老劉被欠薪該咋辦？丨農民日報

油漆工老劉這個五一勞動節假期沒閑著，他當下是兩起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兩案的起因都是討薪。“只有小學文化的我被逼著‘啃’了不少法律條文，一會兒當原告，一會兒當被告。”老劉笑著調侃。他怎么也想不通，干活拿錢本是天經地義的事，可還是有少數雇主單位變著法兒不想掏錢。57歲的老劉，是湖北孝感人，他從19歲起就進入工地做工。今年4月底，他和兩名工友到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立案庭辦理立案手續時和記者遇上，講述了多年來的維權經歷。記者記錄下老劉的討薪經歷，同時結合他的經驗，整理了實用的討薪技巧，以期給農民工一些參考。目前，老劉已申請了法律援助，在西城區人民法院立案時還走了綠色通道。

事件

14名油漆工為20萬元加班費奔走兩年

老劉這次和兩名工友一同到西城區人民法院立案，是為了討要2023年到2024年期間被拖欠的一筆加班費。據老劉和他的工友介紹，2023年5月，包括他們在內的14名油漆工，受雇進入西城區的一處工地，和雇主單位華某公司約定日工資400元，每天工作8小時，并簽了合同，但合同文本被公司收走。2023年6月，在老劉等人干活時，工地管理員通知他們，工資不能按原來的日結方式算，要改成按工程量算。“管理員說，公司怕有人‘磨洋工’。原來按天算工錢，每天只工作8小時，超過8小時的部分就得另付加班費；要是按工程量結算就是多勞多得，不管干多少小時，干多少活給多少錢。”老劉說。

老劉的工友、44歲的大劉拿出一份他們核算加班費的單據，上面寫著：“現雙方商定各項單價：抹石膏每平方米工費18元，窗戶收口每米12元，刮抗裂砂漿及掛網每平方米9元……”但單據上沒有公司蓋章，只有工地管理員的簽字。老劉和工友說，工人們都鉚足了勁兒干活，有的人一天能干14個小時，還有人中午吃飯都不下腳手架。

2023年5月到12月，2024年4月到9月，14名工人兩次進場施工，華某公司都只結算了所謂的日工資，并沒有按工程量支付加班費。2025年春節后，工人們再找華某公司要錢時，發現一直和他們對接的工地管理員已離職，“我們去工地項目部找他們評理，項目負責人卻答復‘起訴吧’。”老劉說。

老劉和工友先向西城區勞動保障監察部門求助，經過該部門一年多的協調，華某公司堅持工資已按照合同結算，否認存在加班費的約定。“耗了兩年多，很多工友等不起，要么回老家，要么去其他地區務工，就把這個爛攤子托付給我們仨，讓我們代為維權。”老劉說。

難點

合同約定不明，真正的雇主不露面

老劉告訴記者，他干這一行已經30年了，接觸過的大部分老板和企業還算誠信，但建筑工人的工作流動性太強，打交道的總包、分包單位，包工頭五花八門，每年都會遇上一兩次被拖欠工資的情況，他還總結了這些年討薪遇到的幾大難點。

首先，簽完字的合同會被公司收走。老劉說，從業30年來，自己簽過很多次用工合同。“可這些合同從來沒發到我們手里，我們簽完字，合同就被公司收走了。”老劉還說，合同內容一般都是由雇主單位主導，對工人的權益保護十分有限，即使對方違約，他們手里也沒有合同文本作為證據。

其次，工資支付時間約定模糊，一些雇主總會想方設法拖延支付。老劉說，他目前卷入了兩起案件，除了正在西城區人民法院立案的這起，他還在天津市某區人民法院成為一起案件的被告。“雇傭我們的勞務公司老板拖欠工資，我們去討薪，他說要等工程款結算完再說。工人們找勞動保障監察部門維權，因為說不清楚工資結算時間如何約定和老板扯皮。沒想到老板反倒把我們告了，說我們的維權行為屬于違約，要求我們賠償工程款的50%。”老劉說，接到法院電話時大伙兒都哭笑不得：“他要是按時給我們發工資，我們何苦要維權？”法院也沒慣著這個老板，判決書寫明：被告因工資問題維權，不屬于違約。

除此之外，找不到實際雇主也是工人們討薪路上的一大障礙。老劉說，他們現在找工作還是靠熟人介紹，常常人已經到工地了，還搞不清自己到底是被哪個分包單位雇來的，要是被欠薪，工人們甚至不知道該告誰。

技巧

要有取證意識，依靠法援和綠色通道

雖然討薪依然面臨諸多困難，但老劉等工人也表示，如今相關部門對農民工討薪的支持力度已經很大了。“從2000年開始，我遇到工資被拖欠的問題就會找當地勞動保障監察部門維權，基本上都能幫我們把工資要回來。”老劉的說法得到了兩名工友的認同。如果勞動保障監察部門沒能幫工人追回工資，他們就只能通過訴訟途徑維權。

到法院起訴后，工人們還了解到，農民工討薪訴訟不僅可以走綠色通道，享受快審快立服務，還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門申請法律援助。西城區人民法院立案庭（訴訟服務中心）副庭長鄭炳汝介紹，農民工只要到導訴臺登記，法院就會立刻啟動綠色通道。“正常立案流程中，當事人需要拿號排隊。符合綠色通道條件的案件，比如農民工討薪案件，當事人直接由庭室接待，現場完成答疑咨詢。”鄭炳汝表示，考慮到不少農民工不會撰寫起訴狀，法院還專門安排大學生志愿者提供協助，幫當事人完成起訴狀撰寫等工作；針對不少農民工已經返鄉的情況，法院也支持網上提交或郵寄訴訟材料。

經歷過這些討薪流程后，老劉也總結出了不少維權經驗：首先，不要害怕打官司。工人們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來法院立案和去銀行存錢一樣，不僅有人指導，辦完還能對服務進行評價。”其次，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協助維權，律師會指導工人收集證據。老劉等工人已經申請了法律援助，也正按照律師的建議進一步收集證據。兩位法援律師還調取了該工程其他施工隊維權訴訟的生效裁判文書，這些文書可以證明，該工程確實存在按工程量計算工資的約定。另外，老劉還了解到，如果工人取證存在困難，還可以向檢察機關申請支持起訴，由檢察機關協助工人調查相關證據。

法援律師和法官都向記者表示，他們在處理農民工討薪案時，也面臨一些問題。法官說：“比如有的農民工來起訴時，提供不了被告的姓名。沒有被告信息，我們確實沒辦法立案。還有人來立案時，訴訟材料一點都沒準備，只是很急切地問什么時候能拿到工資？可這問題我們也回答不了。”

法援律師認為，農民工討薪最難的環節還是取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討薪案件特別少，大部分農民工都是通過微信溝通工作細節。但微信對面的人是誰？是不是雇主單位員工？這些都得農民工證明。”該案的代理人、法援律師馬田田表示，有時候律師需要通過申請政務公開查詢工程的承包單位，以此確定支付工資的責任主體。“我們甚至給農民工出過主意，讓他們給對方的微信轉一元錢，然后申請轉賬憑證，憑證上會顯示對方微信綁定的手機號，我們再去核實這個手機號的實名注冊人信息。查人、找證據都是難點，尤其是建筑工人討薪難度高，因為這個行業流動性大。”馬田田說。

據了解，老劉等人在西城區人民法院起訴的案件已通過綠色通道正式立案，目前正在審理中。

來源：農民日報2026年5月7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