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筑牢制度型開放堅實根基

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已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與深化制度型開放的重要制度支點。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導向，是我國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體系建設、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站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與高質量發展的高度，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提質擴容，加快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及供應鏈安全等關鍵領域的規則銜接與標準對接等，這一系列部署從宏觀政策層面強化了高標準規則對接在新發展階段的基礎性與引領性作用，為“十五五”時期我國深化對外開放與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政策導向與制度支撐。

圖/中經視覺

實踐與成效

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已不再是單純的外部制度適配問題，而是嵌入高質量發展邏輯中的關鍵制度變量。通過強化產權保護、降低契約執行成本以及提升信息披露水平，高標準規則能夠顯著改善市場運行的制度環境，對實現經濟增長內生化具有關鍵意義。一方面，高標準規則通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與制度透明度，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從而優化資源配置結構；另一方面，其通過約束低效與高污染生產方式，倒逼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升級，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

“十四五”以來，我國在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方面取得一系列標志性成果。首先，在多邊與區域層面，我國深度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高質量實施，并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為參照，全面啟動高標準規則壓力測試。2025年，中國與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在吉隆坡正式簽署，成為我國在區域規則體系中實現深層次對接的標志性成果。該議定書新增數字經濟、綠色經濟、供應鏈互聯互通、競爭和消費者保護、中小微企業5個領域，確立了以規則協調、標準互認為核心的合作框架。2024年，我國與東盟貿易額達9823.4億美元，較2002年增長17倍，顯示出了規則對接與標準協同所釋放的結構性紅利。上述制度性安排在促進貿易規模擴張的同時，通過優化要素配置機制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進一步驅動了對外貿易結構的持續演進與升級。伴隨著高標準規則的持續嵌入，高技術產品與中間品在貿易結構中的占比逐步提升，服務貿易在跨境交易體系中的地位不斷強化，數字貿易與綠色貿易則加速演化為外貿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其內在邏輯在于，規則對接通過降低制度性摩擦并強化標準兼容性，使我國能夠在更深層次上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從而推動對外貿易比較優勢從以傳統要素的成本驅動轉向以制度質量與技術能力為核心的轉變。其次，各地積極探索規則銜接與標準共建的新路徑，形成了“多點突破、系統協同”的局面。從已有實踐看，規則對接通過3條路徑發揮作用：一是通過降低制度不確定性，改善企業預期并促進投資決策；二是通過標準互認與流程簡化，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三是通過倒逼企業提升合規能力與技術標準，實現“以規則促升級”的動態調整機制。

在上述作用機制的驅動下，地方層面的制度創新逐漸成為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的重要實踐載體，不同區域基于自身產業結構與開放基礎展開了差異化探索。江蘇始終聚焦外資企業關切，立足自身情況，自主有序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政務服務國際化方面，江蘇已完善多語種政務服務體系，在省、市、縣三級政務服務大廳設立外資企業服務專窗，實現外資企業設立、變更、注銷等高頻事項全程網辦、跨域通辦，顯著降低了外資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體現了規則執行層面的效率優化。在外資企業權益保護方面，江蘇依托省、市、縣三級聯動的投訴處理機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強化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并通過引入外資企業參與行業標準制定，提升規則制定的包容性與國際兼容性。在配套體系建設方面，通過完善國際物流網絡、涉外法律服務及跨境金融支持體系，為高標準規則運行提供制度基礎設施支撐。江蘇連云港在推進海鐵聯運、中歐班列等多式聯運方面積極探索，有效增強了江蘇與海外市場的物流通道連通性，降低了跨境貿易中的制度性成本與物流成本，為支撐區域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進一步來看，江蘇的制度創新不僅體現在“執行效率提升”，更在于其通過制度整合實現了規則對接的系統性嵌入，從而顯著提升了規則運行的整體效率與穩定性。

基于自身產業結構與開放基礎，不同地區在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差異化的制度創新路徑，進一步拓展了規則對接的實踐邊界。浙江聚焦數字貿易標準化改革，建成了覆蓋報關、結算、稅務全鏈條的數字通關體系，形成了可復制的數字貿易規則模板。依托數字經濟基礎優勢，浙江通過推動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與數字貿易示范區建設，在數據流動、電子單證、跨境支付及數字身份認證等關鍵環節率先開展規則創新，構建了以數據要素流動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在這一過程中，浙江不僅實現了貿易流程的數字化重構，還能夠通過標準接口統一與數據互認機制，顯著降低跨境交易中的制度摩擦成本。此外，在推進“單一窗口”數字化升級的過程中，浙江將監管、服務與交易環節進行深度整合，推動形成了“規則內嵌于系統”的運行模式，有效實現規則執行由人為裁量向系統自動化的轉變。這種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的規則對接路徑，本質上是通過技術手段提升規則執行的確定性與可復制性，為我國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競爭提供了實踐基礎，從而在更高水平開放平臺上，規則對接逐步由單一領域突破轉向系統性制度集成創新。海南自由貿易港則以“規則集成創新”引領高標準制度建設，在投資準入、稅收政策、航運管理等領域率先對接國際通行標準，推動自由貿易港規則體系與國際高標準接軌。從制度設計邏輯看，海南自貿港強調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為核心，通過大幅縮減外資準入限制，實現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在貿易規則方面，通過推進“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等制度安排，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增強貿易吸引力。在航運與物流規則領域，海南通過對標國際高標準港口管理規則，優化船舶登記、航運服務及多式聯運制度安排，提升區域物流樞紐功能。同時，在數據跨境流動與離岸貿易等新興領域，海南也在探索與國際規則接軌的制度路徑，力圖在新一輪規則競爭中占據先發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海南的“規則集成創新”并非單一制度突破，而是通過在特定區域內實現多項制度的系統集成與協同運行，從而構建接近國際高標準規則體系的制度環境，這為我國在更大范圍內推廣制度型開放提供了重要試驗場。

結構性挑戰與提升路徑

總體來看，我國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步伐顯著加快，但也面臨著多重挑戰。一是部分領域制度兼容性不足，規則適配的深度與效率有待提升；二是服務業開放層級較低，金融、通信、教育等關鍵行業的準入條件與監管框架尚未完全與國際通行標準接軌；三是企業的規則認知與合規能力不足，對高標準協定條款的理解與應用存在明顯短板。以上問題在本質上反映出我國制度供給體系與高標準規則之間存在“結構性錯配”的現象。一方面，部分領域仍保留較強的行政性干預特征，與高標準規則強調的市場化與法治化原則存在張力；另一方面，企業作為規則執行主體，其制度學習成本較高，尤其是中小企業在應對復雜規則體系時面臨顯著的信息不對稱與合規成本壓力。這種“宏觀制度、微觀主體”之間的斷裂，制約了規則紅利的充分釋放。因此，應進一步從規則體系建設、產業標準協同與企業規則適應力三方面發力，系統推進對接路徑優化，全面提升我國在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中的制度主動權與競爭力。

一是完善制度供給體系，增強規則銜接能力。要把對接高標準經貿規則作為“十五五”時期制度型開放的核心任務，統籌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建設。加快推進與CPTPP、DEPA等高標準協定的壓力測試與規則評估，構建跨部門協調機制，重點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數字貿易規則、環境與勞工標準等領域的制度對接。同時，應強化制度透明度與政策穩定性，通過建立統一的信息披露機制與規則解釋體系，降低制度不確定性對經營主體的影響。此外，可探索“負面清單+事中事后監管”的制度組合，以實現開放與監管的動態平衡，從而提升制度體系的國際兼容性與可預期性。進一步而言，應推動制度供給由“被動適配型”向“主動設計型”轉變，通過前瞻性制度安排提前對接未來國際規則演進方向，從而在規則競爭中占據先發優勢。

二是深化標準對接與產業協同，推動規則落地轉化。規則對接的實質在于標準互認和技術兼容。應以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切入點，建立規則共建、標準協同、數據互通的產業合作體系。應推動產業鏈上下游在技術標準、質量認證與數據接口等方面實現協同統一，以降低跨境生產與交易中的制度摩擦成本。同時，通過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將國內技術優勢轉化為規則優勢，在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醫藥與數字服務等領域形成“技術、標準、規則”一體化競爭優勢。這種由“產品輸出”向“規則輸出”的轉變，是實現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從產業組織結構角度看，這一過程將推動我國企業由單一產品競爭轉向系統性規則競爭，從而提升整體產業鏈的抗風險能力與國際議價能力。

三是提升企業規則認知與合規能力，強化微觀層面對接水平。企業作為規則對接的直接主體，其制度適應能力直接決定規則紅利的實現程度。因此，構建以政府、行業協會與專業服務機構為核心的多層次規則服務體系，建立合規激勵機制，引導企業在環境標準、數據安全與勞工保護等方面主動對標國際規則，是降低企業獲取規則信息的成本與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關鍵舉措。此外，應鼓勵龍頭企業參與國際規則制定，通過“以點帶面”提升整個產業的規則嵌入能力。從更宏觀的層面看，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不僅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支點。

綜上所述，在全球經貿規則加速重塑的背景下，規則本身正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重要載體。高標準經貿規則已從外部制度約束轉變為塑造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關鍵制度基準，其核心意義在于通過規則標準的引入與內化，重構市場運行的制度邊界與行為預期。因此，持續推進高標準規則對接，提升規則適應能力與制度響應能力，有助于我國在復雜外部環境中增強制度穩定性與開放韌性，為我國參與全球經貿治理提供堅實的制度支撐。

【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中國（江蘇）自由貿易試驗區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