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876年塔斯馬尼亞人被徹底滅絕，遺體竟被制成展品并售票展覽長達98年，你知道這段歷史嗎
1642年冬夜，阿貝爾·塔斯曼的桅桿燈火在南太平洋搖晃，船員們在航海圖上描下一個新名字——“塔斯馬尼亞”。這一筆，預示了島上原住民四萬年獨立歷史的終點。
隔絕成陸后形成的巴斯海峽，把約數千名狩獵采集者留在這片山巒與濕地交織的天地。沒有犬類，也無金屬器，他們以手制石片、骨針，逐袋鼠群而居，靠海濱的貝類補充食物。家族為基本單位，九個方言各異的部族通過季節性集會交換火石與歌舞，外界風云與他們幾乎無關。
18世紀末，英國本土監獄爆滿，政府決定效仿北美舊例，將犯人押往南半球。1788年，新南威爾士殖民地建立；1803年，為保證對巴斯海峽的控制，一支僅數百人的軍隊與流放犯登上塔斯馬尼亞北岸。羊群、牛群、鐵犁、火槍，一并被帶來。它們與點火圍獵、只取所需的本地生活方式相撞，像鋼鍬砍進原始森林一般直接。
牧場擴張、篝火燒荒、將袋鼠驅趕一空；甘草、黑莓等外來植物瘋狂生長，擠掉本地根莖作物。更大的威脅來自槍聲。殖民先民需要地，需要勞動，也需要“安全”。于是巡邏隊被派往叢林，動輒以“自衛”名義開火。土著搶回被掠走的孩子，反而被官方記作“劫掠”。這是一場記錄方式不對等的較量，數字隨口而出，卻總指向同一結果——人口驟減。
1824年，新任副總督喬治·亞瑟抵島。他最初的“懷柔”只有短暫試驗，沖突卻在曠野里日日升級，牛棚、牧羊犬、火槍與鐵絲網讓土著的行獵路線支離破碎。1828年，亞瑟發布告示：任何出現在定居區的土著皆視同“敵人”，可立即射殺。官方退去了最薄的文明外衣，“黑戰”由此爆發。
火繩槍對木矛，懸殊不難想象。1830年，殖民當局抽調兩千多人橫列成三百公里“黑線”，向島的東南角推進，企圖一網打盡所有部族。結果如何？統計各異，但趨勢無可辯駁：短短幾年，成千上萬的人口被沖刷殆盡，幸存者或逃入原始密林，或在冬季饑寒中倒斃。
眼看局勢難以了斷，殖民政府啟用傳教士喬治·奧古斯塔斯·羅賓遜。他打起“友好使命”的旗號，在部族首領耳邊反復描繪“上帝的花園”，勸說他們搬到50公里外的弗林德斯島。對火槍與麻疹已疲憊不堪的幸存者，選擇余地并不多。1832年，約兩百人被運走，留下一片無人點燃的營地。
所謂“保護區” Wybalenna 規定作息到分鐘：晨禱、勞動、晚禱，間或強制洗禮。兒童被分出集中授課，母親只能在籬笆外窺望。潮濕海風、陌生飲食，以及天花、流感、肺結核接踵而至。十余年后，活著的人不足五十。1847年官方再次搬遷，把殘余人送往奧伊斯特灣一處廢棄囚犯站。石墻、鐵鏈、舊崗樓，成了他們度過余生的背景。
1869年3月，最后一位成年男性威廉·蘭尼去世。尸體還未冷卻，霍巴特的醫生便帶著解剖刀趕來，頭骨、手掌、耳朵被取走，用于“人類學研究”。報紙形容這場鬧劇為“科學的勝利”，當地教會連殯儀禮都沒來得及完成。
七年后，也就是1876年5月8日，楚格尼尼在七十出頭的年紀躺在一間潮濕小屋里。她摸著胸口的皮袋，那里面裝著族人的指骨與鴯鹋羽毛。彌留之際，她斷斷續續地說：“求求你們，把骨灰撒進德恩克烈克斯托海峽……”屋內的看護沒有回答，木窗外的海風帶著鹽漬灌入，像是嘲笑。
遺囑沒有生效。她的遺體被防腐，肌肉剔除，骨架重組，隨后在塔斯馬尼亞博物館展出。門票不貴，卻成了殖民地最受歡迎的“奇觀”之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社會風向逆轉，骨骼才被悄悄火化，骨灰撒向她生前渴望的海峽，距離下葬請求過去整整一個世紀。
今天回望這段歷程，不難發現另一種暴力的形態——“保護”與“科學”兩個看似正當的詞匯，在實操中往往演變為隔離、剝奪與物化。塔斯馬尼亞人在武器、人口與制度的多重夾擊下，被迫從原始森林走向孤立營地，再從營地走向博物館的櫥窗。倘若塔斯曼當年沒有拋下錨鏈，這個族群或許還能在海風中繼續燃點篝火，等待下一次捕鯨季的歸潮。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