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濫用“一事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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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浙江宣傳）

面對社會發展中涌現出的一些新問題，群眾訴求強烈，但常規流程難以適配時，相關部門通過適度靈活裁量，回應民意、積極作為，往往會獲得大家點贊。像廣受好評的“辦不成事”反映窗口便是典型：起初只是為群眾解決常規渠道辦不了的單個疑難訴求，屬于“一事一議”，解決完后并未止步，而是持續歸集窗口受理的高頻堵點、流程卡點，梳理共性難題清單，針對性補齊政策制度短板。

“一事一議”本是解決問題、破除矛盾、推動工作的有效方式，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但是如果濫用“一事一議”，便會造成制度破窗、規則繞道、標準松動，破壞公平公正的生態，引發一系列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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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事一議”，是指針對特定事項，進行個別研究、單獨決策、專項處置，從而破解一些特殊難題。從根本上來說，“一事一議”就是“特殊問題特殊處理”，然而，好鋼有時沒有用到刀刃上，現實中的一些做法明顯偏離了制度初衷。

比如，淪為競爭籌碼。在項目建設、招商引資、人才引進等領域，一些干部為了盡快出成績，或者是為了和別的地方競爭，動輒把該走常規流程的事項納入“一事一議”，為此大開“綠色通道”。過去，這方面有過不少案例，像是項目審批搞“靈活變通”，土地使用開“特殊口子”，或者是程序邊干邊補，特別是開出一些超常規、違反上級文件規定的優惠政策。

近年來，這種攀比式的招商模式不斷得到整治，但一些地方依然通過投資基金、隱性補貼等“土方子”，開鑿政策洼地，并將此作為招商協議之外的“潛規則”。

比如，化身“私人定制”。在資金密集、利益交錯的工程建設與政府采購領域，這種規則外的彈性手段為暗箱操作留出了空間。面對本該嚴格走招投標程序的常規項目，有時卻以工期、資質、價格等為由，啟動“一事一議”競爭性磋商，實則架空了招投標程序。這樣的腐敗案件也不少見，此前，就有某國資企業負責人用“一事一議”打掩護，把項目內定給充當“白手套”的熟人企業負責人，把所謂的“急事特辦”異化成了為特定利益方量身打造的“私人定制”。

借由“一事一議”搞定制的行為，在人才引進等領域也廣受詬病。前幾年，某地為了引進特定人選，特意按人設置招聘條件，被舉報后，一年多后卷土重來，連入圍者都沒有變，引發輿論嘩然。

再如，當作“滅火”工具。在民生保障領域，“一事一議”常被作為兜底手段。像是嘉興曾在2024年出臺浙江首個地市級社會救助“一事一議”實施辦法，打破傳統救助政策的剛性邊界，為常規救助無法覆蓋的困難群眾托底。不過，也有一些地方把“一事一議”作為信訪、舉報、輿情等“滅火”工具。有些干部為了息事寧人，大開方便之門，即便是一些不合理的訴求也予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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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萬物皆有度，過猶不及。如果任由“一事一議”的口子越開越大，其侵蝕的將不僅是某一項具體工作，對整體事業都有不小影響。

規則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現代治理的重要準則之一。當“一事一議”被濫用，規章制度就成了擺設。比如，某鎮引進項目時承諾“一事一議”保障權益，后續政府拖欠“土地溢價金”十余年，歷經多任負責人仍未解決，不僅企業權益受損，地方政府公信力也大打折扣。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無邊界的靈活性還可能會形成畸形導向。比如，一些無理要求或許會借“一事一議”的掩護蒙混過關；那些敢于提要求的人也可能借此占得便利，而本本分分按規矩辦事的企業和群眾反而會吃虧。長此以往，必定會導致規則意識淡化，破壞公平秩序。

現實工作中，不少“一事一議”沒有公開標準，這就容易變成“權力說了算”。同時，為了快速招商引資、彰顯政績，一些地方通過“一事一議”向企業開出超常規優惠承諾，土地、稅收、補貼等政策突破上限。可短期熱情過后，要么難以兌現承諾，要么項目本身脫離實際、缺乏效益，時過境遷就演變為“新官不理舊賬”的糾紛。

這種濫用“一事一議”搞出的“政績”，大多不利于長期發展。像是一些地方把稅收和補貼掛鉤，稅收越高，補貼則越多，從而增強所謂的營商環境吸引力。有學者就分析過這一現象：這種優惠政策是違反國家稅務法規的，屬于明顯的惡性競爭。關鍵是，這會誘使企業把公司注冊地點改來改去，但是實際上并沒有增加額外的價值。

倘若片面認為“一事一議”便能解決所有問題，就會缺乏改進完善制度的動力，這本質上是用短期戰術勤奮，掩蓋長期戰略懶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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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事一議”并不是萬能的，而是一把使用時需要慎之又慎的“雙刃劍”。規范“一事一議”，關鍵在于讓其回歸“非常之事、非常之議”的定位。

一方面，“特殊問題特殊處理”也得依法依規。確需啟用“一事一議”的，必須明確剛性邊界，哪些事項可以議、由誰來議、按照什么程序議、決策結果如何公開，都要作出清晰具體的規定，杜絕隨意開口子、私下搞變通。

“一事一議”的最大風險，莫過于靈活性過大、監督缺位。從啟動、決策、執行到驗收、審計的全流程，都需要制度來約束。審批環節可以優化，但監管責任絕不能簡化；決策過程可以高效，但民主程序絕不能缺失。問責制度同樣不可或缺，對于違規啟動、暗箱操作、利益輸送等行為，則要堅決查處，以嚴肅問責形成震懾，讓“不敢濫用”成為共識。

另一方面，議完一件事就該解決一類事。我們常說，干事有“一件事”思維和“一類事”思維。前者只盯著個案解決，后者則從一件件事中總結規律。對于黨員干部來說，要善于從特殊事件中提煉普適的做法，從而通過制度設計，把臨時舉措轉化為常態化機制，讓解決同類問題有例可循，減少“一事一議”的頻率。

最后，很多“一事一議”亂象的根源，在于部分干部把它當作快速出政績的“捷徑”，急于上項目、樹形象、顯成效，不惜突破規則、規避監管。領導干部必須樹牢正確政績觀，堅持實事求是、依規辦事，不盲目追求短期效應，不以破壞制度為代價換取表面成績。

謀求長遠發展，不能一味遷就變通、突破邊界，必須依靠制度完善、流程規范。兼顧人文溫度與管理彈性，堅守規則紅線與原則底線，剛柔相濟方能久久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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