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爾康｜史學研究不可忽視的要素：人文社會環境、自然生態環境

作者介紹

馮爾康，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榮譽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清史、中國社會史和史料學研究。

文章來源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2期，第48-54頁。

摘要

人文社會環境、自然生態環境是史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要素，這兩種研究要素都是探討人類活動的固有“環境”。人文社會環境即社會背景，指通常所說的歷史背景、時代背景、社會背景，系人們生存、生活環境和形成的風俗習慣等，學術研究背景也應是學界應予以重視的社會背景要素之一。研討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統一與分裂、央地關系、制度變革、風俗習慣流變、地方興衰，都應考察歷史背景。自然環境與人類互動而形成生態環境，史學研究納入生態環境要素，特別需要關注生態平衡。人類因應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產生生態環境史學。關注自然生態環境，實即關心民生，關心民間疾苦，生態環境史研究者需要如清人修方志般注重對生態環境的記錄。在人文社會條件與生態環境制約下，人類活動仍然具有主動性、靈活性，去創造社會文明，創造歷史和爭取生態平衡。作為史學研究者，研究任何歷史課題都需要考察人文社會、自然生態環境兩種背景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并從中獲取應有的經驗教訓。

關鍵詞

史學研究；人文社會環境；自然生態環境；學術史

筆者曾寫道：“史學就是講故事，講人物、事件、制度以及產生這些故事的自然生態環境、社會生存環境和人文環境。講故事的歷史，具有五種要素，即時間、地點、人物、情節及環境（前四種要素所形成的歷史故事的社會背景及生態環境）。”歷史研究要考察時間、地點（空間）、人物、情節和環境（人文環境、生態環境）五種要素。時間、地點、人物、情節四要素，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同樣是研究者所要留意的因素，似乎沒有作為專題討論過，筆者不揣谫陋，特作探究。由于學識淺薄，筆者只把問題提出來，只能列舉一些研究事例，令文章有了資料匯編屬性，還要把它披露出來，表達藉以向同仁請益的真摯情懷。人文社會環境、自然生態環境是不同研究對象，本應分別視為史學研究要素，筆者基于這兩種研究范疇都是探討人類活動的固有“環境”，故而簡化為一項，但為行文方便，仍是分別敘述。

一、人文社會環境如何作為史學研究的一種要素？

“人文社會環境”涵蓋內容有哪些，學術界關注的情形怎樣，筆者的著述是如何理解和實踐的？下面就將個人的認知，治史中留心社會背景和學術研究背景的事例，他人研究成果提出例證，然后作一點分析。

（一）人文社會環境的內涵

筆者以為人文社會環境是指通常所說的歷史背景、時代背景、社會背景，人們生存、生活環境和形成的風俗習慣。具體一點地說，是指研究客體以前的社會政治狀況是清明還是污濁，經濟是發展抑或停滯，人們生活是寬裕還是緊迫，人們是崇尚進取還是渾渾噩噩，社會風俗是淳樸還是詐偽，社會是處于戰爭、動亂狀態或者是和平安定環境，哪些事件、制度、人物在何時何地影響人們生活和社會穩定、社會前進，等等。諸如此類的歷史現象，是將要進行的史學研究對象（客體），是為社會背景。不過，說到這里并未將人文社會背景全部道盡。作為學術研究，學科的研究史，同樣成為一種背景——學術研究背景，即從事某一歷史課題的研討，尚需獲知它的學術研究史（包含現實的動態），以便在前輩學者研治基礎上前進。這種學科研究背景，幾十年前學術界是頗為留心的，專著、論文都會交待前人研究狀況，體現研究者的學術良知，而今交代學術史的有之，忽視者亦不乏見（似乎作者是該課題的第一位研究者），鑒于這種不正常現象，筆者特別指出關注“學術研究背景”的必要。

（二）政治經濟大背景環境對政治制度的影響

筆者以政治經濟大背景環境中的賦役制度更新的一篇文章為例。筆者研討雍正朝政的改革制度，就需要明了雍正帝（清世宗）革新思想是怎樣產生的，為什么要整頓吏治與賦役改革，要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為此在《論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一文中，筆者著力探究康熙末年吏治、賦役制度與民生狀況，以及清朝以前賦役制度及其改革歷史，就是力求捕捉雍正帝賦役改革的社會背景。實行耗羨歸公的歷史背景是：康熙后期官吏在征收正稅同時加收巨額“耗羨”，又放富差貧，造成賦役不均，使得貧民交不起錢糧，有力完成的富人規避拖欠，于是逋賦嚴重。地方官既要貪污行賄，又畏考成，乃挪移正項錢糧彌補虧空，造成國庫不充：“害民秕政,非止一端，而惟橫征私派之弊，為禍尤烈。”“鄉愚多輸，而縉紳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強聽其自便。”“供賦民力疲，況復增火耗……善政利漸復，積弊期迅掃。”針對賦役混亂，吏治不清，加耗積弊叢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九月陜西巡撫噶什圖提出更革的主張，建議將耗羨除留官吏支用外，多余的歸公彌補正賦虧空。康熙帝說耗羨原來是地方官的“私事”，若同意這個建議，就等于國家承認火耗的合法，也即承認加派，因此“加派之名，朕豈受乎！”顯然是懼怕加賦惡名，不去清理這項弊政，于是把這個棘手問題留給了他的繼承人。雍正帝看到康熙末年吏治敗壞的嚴重性，及其同其它積弊的關系，決心整頓吏治。他知道單純地禁止官吏貪污不可能解決問題，必須同時解決官吏舞弊的原因和條件。所以他把整頓吏治，同賦役制度的改革結合起來，耗羨歸公與配套的養廉銀制度同時實行。

（三）結合社會背景與研究背景考察史實

社會背景與研究背景相結合的論文事例可參筆者的《江寧織造曹家的被抄及其原因》一文。雍正五年（1727年）查抄江寧織造曹家，在雍正朝清查經濟眾多案件中并非大案，然因事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及其寫作背景，遂成為文、史兩界關注的大事。筆者認為曹家被抄是虧空官帑的經濟原因，并非政治迫害事件，文章開篇就對查抄曹家的社會背景與學術研究背景做了交代。首先說明其時紅學界盛行政治原因說：“比較早地出現的歷史學上的雍正篡位說及殘暴說，給‘紅學’研究以很大的影響，反過來，由于《紅樓夢》研究的開展，又把歷史學的這些說法深化了，普及了，幾乎成了不可動搖的觀點。紅學界的一部分研究者形成這樣一種觀點：雍正帝是篡位者，他因得位不正，故而迫害康熙帝想要傳位的允禵和深負重望的允禩，又怕暴露出陰私，嚴懲前朝皇帝親信江寧織造曹頫和蘇州織造李煦，令他們陷入允禩、允禵案件。不少紅學家斷言，曹家的被抄，不是雍正帝所宣布的經濟虧空的原因，而是政洽斗爭的犧牲品，是無辜受迫害。”其次從曹氏家史呈現其康熙末年衰微征兆，即“從曹家整個發展史，從這個家庭主人的活動與作為看它的命運，要把曹家地位的變化放到康熙、雍正時期的政治斗爭中來考察，然而不限于儲位之爭及其影響，將要涉及到較廣闊的范圍，如雍正帝的清理財政、整肅吏治及其與曹家被抄的關系”，這就是表示要交待抄家的全部社會背景。康熙帝六次南巡，四次駐蹕曹寅的江寧織造署。曹寅為接駕、為朝廷刻書、資助文人出書、接濟康熙帝指定的致仕官員家屬等項開銷，導致巨額虧空。約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兩江總督噶禮密奏曹寅、李煦虧欠兩淮鹽課三百萬兩，表示要彈劾他們，康熙帝不允許，才沒有把事情公開。事關錢糧和政治，康熙帝當然很重視，私下給曹、李打招呼。在李煦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上批道：“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作何法補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又在曹寅同年九月初二日的折子上寫道：“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隨后在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九日的曹寅奏折上批示：“虧空太多，甚有關系，十分留心，還未知后來如何，不要看輕了。”批語連用四個“小心”、五個“留心”，警告他們不要以為自己與皇帝有特殊關系，對虧空不以為意，要知道問題嚴重，才能設法清償。總之，曹寅為康熙帝的政治效力，開支浩繁，造成大量（上百萬兩銀子）虧欠官帑。虧空是犯罪行為，有康熙帝在可以得到諒解和庇護，一旦國君易人，失去保護傘，就是治罪的根由。所以，曹家的虧欠錢糧，潛藏著問罪的危機，不爆發則已，一出事則非同小可。雍正帝在繼位前二年，對曹頫是信任的，并嚴加管教，希望他成為忠實干練的家奴。后來終因虧空錢糧、織造產品不合格獲罪，加之私藏家產，遭到抄家之禍。

（四）區域性經濟、文化背景造就獨特生活方式

《清代徽州賢媛的治家和生存之道》敘述清代徽州貧寒之家女子——孀婦、閨秀的謀生之道，通常是做針線活換取酬金，更有以教書、作堪輿師、賣畫謀生的。塾師本是男性職業，而在徽州賢媛中出現江文煥、江士燝、石氏、汪嫈等閨塾師，雖是不多見的現象，卻表明知識女子已然以教書為職業。休寧人汪亮“以丹青擅名”，結縭桐鄉秀才費樹楩，丈夫早逝，晚年僑居嘉興，以賣畫為生，自云：“蒼龍吸海鯨飲川，飛來噴我不枯之硯田……老大自悲雪滿顛，凡骨苦煉難期仙。煙云或可作供養，吾當藉此終殘年。”康熙間婺源某女士，出嫁江西人，精通堪輿術，夫亡，與弟弟到湖北謀生，為人家相陰宅，據說頗靈驗，也即被客戶認可。文中所說的徽州賢媛，指娘家、夫家屬于徽州籍，她們生活的地方不限于徽州本地，散布在浙江、江蘇等地。就徽州女子的謀生術的產生，文章交待江浙地區的大背景：在清代，江南省（乾隆以前包括江蘇、安徽）和浙江省是經濟文化發達地區，此間農業稅是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絲綿織業居于全國中心地位；淮鹽、浙鹽，尤其是淮鹽，為鹽稅大宗區；水路交通便捷，大運河貫通南北，供應皇家和八旗、京官的漕糧由此輸送；商業發展居全國之冠，行業眾多，徽州商人、蘇州（洞庭）商人名噪天下，乃至有“無徽不城鎮”之諺；餐飲業、娛樂業（茶館、戲館、浴池、妓館）興旺；蘇州、揚州引領全國消費潮流；文化興盛，表現在人文茂盛，讀書人多乃至于女性學文化，文人學者多，科舉出仕者眾，江浙人幾乎包攬狀元；由科舉而出仕，江蘇、安徽、浙江人大量進入官場；學術事業興盛，經學中的吳學、皖學、揚州學派，考據學、歷史編纂學、歷史地理學均出大家，詩學的性靈學派、散文的陽湖派、古文的桐城派均產生于此，乃至有揚州八怪、南京（袁枚）隨園女弟子；文化產業發達，造紙業、印刷業都有名氣。這種大環境，對于徽州才女的解決生存問題形成兩個有利的條件。首先，女性接受文化知識教育的機會較多，能夠擁有文學藝術才能、技能，在必要的情況下用為生存手段，如汪嫈師從乾嘉間揚州兩位最有名的詩家之一黃秋平和他的夫人張凈因。其次，江浙人家有塾師的需求和藝術品市場，為徽州才女從事文化教育和文藝產品提供出路，藉以維持生存。揚州人鄭板橋為自己書畫標出價碼，《筆謗》中明確宣布，繪畫以尺幅大小論價，不得討價還價，買畫者不必套交情，不減價，不賒欠。如此牛氣，固然與其社會、藝術界地位及其為人性格有關，但亦表明江浙藝術品市場已有價值法則，有規可循。歙縣黃氏家族書畫迭出名家，黃文吉善花卉，乃父遐齡工書，父子配合作書畫， “好事者以為古畫，爭持去。父歿，畫亦減價矣”，亦表明書畫有市場。汪亮晚年能夠賣畫維生，在江浙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五）闡明課題的時代、學術史背景是學者應遵循的學術規范

學術論著需要涵蓋課題本身的時代背景、研究背景，已成為學術規范。論述執政者制定的某項政策、提出某個措施，必然要考察它依據的社會狀況，要解決何種社會問題。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批準1960年9月國家計委黨組《關于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第一，更好地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各行各業特別是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盡可能支援農業，爭取農業豐收。第二，工業的發展，要著重注意增加品種，提高質量，填平補齊，抓緊設備維修和產品配套，加強新產品的研究、設計和試制，加快國防新技術的發展。第三，基本建設必須以中小為主，分別輕重緩急，進行排隊，繼續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除必要的職工宿舍、學校和營房外，其他非生產性的建設一律停止。第四，在全面安排勞動力和人民生活的條件下，安排國家的生產和建設，保證群眾過好日子，保證災區群眾休養生息。增產生活消費品和控制社會購買力相結合，保證市場的穩定。第五，有重點有計劃地發展科學技術力量。各項文教事業必須有控制地發展，著重鞏固提高，密切結合生產。百度百科有條目“八字方針”，首先講的是“提出背景”，然后敘述“主要內容”“社會意義”。筆者的理解就是先要明了社會背景，才能懂得要“調整”的對象是什么，為什么要對它作出調整，不知道背景，對那項政策的內容就很難理解，甚至會是一頭霧水，莫名其妙。百度的這篇文章并非正式的論文，具有綜述性，就是這類文章，敘述事情原委，也要把背景交代清晰，可見寫事情的背景，是學術界約定俗成的共識。探明研究狀況，既可以發現新的課題，又避免重復前人的研究，哪怕是部分的雷同。關于中國古代農民的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史學界說到古代農民，基本概念就是佃農，佃農成了農民的同義語，至于農民的構成成分，僅有數篇專題論文，即王毓銓的《〈中國歷史上農民的身分〉寫作提綱》，劉毓璜的《試論西漢時代的小自耕農經濟》、束世澂的《論漢宋間佃農身份》、楊國宜的《宋代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生活》。有鑒于此，筆者乃致力于古代自耕農的研治，幾乎同時寫出《關于中國封建時代自耕農的若干考查》、《清代自耕農與地主對土地的占有》和《中國古代農民的構成及其變化》。筆者不厭其煩地以上述文章為例，希望學界加深對“人文社會環境”考察的必要，不拘探究耗羨歸公、曹家被抄、徽州女性謀生術、農民成分構成等專題，要無一例外地將歷史背景納入任何研究的考察之中。無論是研討歷史人物（大人物、小人物、女子，他、她是在什么社會情況下生活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他改變作風和行事），歷史事件（全國性的、區域性的，重大的、一般的），制度更革（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教育的），風俗習慣流變（健康的、頹廢的，全國性的，區域性的），文化傳統（大傳統，小傳統，主導文化，民間文化），統一局面與分裂割據，地方盛衰（中心地區邊緣化、中原移民與南方發展），以及王朝與藩屬、遠夷關系，等等專題的研治，都要將歷史背景的考察容納進去。

二、自然生態環境如何作為史學研究的一種要素？

（一）生態環境的內涵

筆者以為自然環境與人類互動而形成生態環境，它是變動的，絕非固定的。自然環境，指大氣、氣溫、山脈、平原、土壤、河流、湖泊、海洋、雨雪、風雷、地震、海嘯、颶風、植物、動物、人類與其他物種（包括細菌）共生共存。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關系，是自然環境強烈影響人類生存及生活，反之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也產生微弱的影響，隨著人類科技的發展影響逐漸增大，工業化與人類物欲的無所底止，導致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大氣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千百年使用的耕地由沃土退化為瘠土，化肥的使用更使土壤變質，人類社會排碳物的劇增，產生溫室效應。伴隨人類科學技術發展、全球化進程并生的是瘟疫頻生，肆虐全球的COVID-19病毒業已常態化，成為常駐病毒。人文社會環境與生態環境互動，社會產業結構和經濟狀況同生態環境狀況密不可分；人類農業的發展，森林資源的破壞，造成物種大量減少。人類在與自然萬物共存中，如何從敬畏大自然到以自然主人自居、以萬物中心自居，怎樣才能端正人類與自然界互動、與萬物共存的態度，在這方面人類的認識史又是怎樣的？

史學研究納入生態環境要素，特別需要關注生態平衡，即“在一定時間內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和環境之間、生物各個種群之間，通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使它們相互之間達到高度適應、協調和統一的狀態”。

（二）人類與自然界的聯系

史學領域研究人類生命產生、維持、變化同自然界的聯系的分支學科是生態環境史學。在此介紹生態環境史專家王利華的觀點，請讀者在理解人類與生態環境問題中參考，人類與生態環境是不可分離的關系。王利華在《迷魅與祛魅：〈自然〉〈科學〉上的中古史》一文中講述人與地球兩者關系：人是地球生命演化的產物，生存與發展必須依托于一定自然條件，包括氣候條件；人類歷史從來不完全由人類獨自決定，眾多自然因素亦參與其中，不同時空尺度下的地球環境和生態系統變化，對人類種群延續、經濟活動、社會發展和文明演進無容置疑具有重大影響，若不承認并且探明相關事實，就不可能獲得周備圓融的歷史認識。

人類因應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產生生態環境史學。王利華在《以生命為中心展開來的思考——王利華教授漫談中國環境史研究》一文中談到生態環境史研究必要性的兩重原因：一是人類與自然關系本來就應該是歷史學研究對象，這正是環境史學的主要命題。二是因生態環境惡化造成的研究迫切性。他概括地說明這門新學科產生的人文社會和生態環境兩方面的背景：“進入20世紀以后，環境生態問題在西方世界快速顯現，一系列災難事件終于引發風起云涌的環境保護運動，環境史學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誕生正與之密切相關。最近四五十年來，歷史上的人與自然關系作為歷史研究的‘題中之義’日益凸顯出重要性，環境史學因而迅速發展。中國環境史研究起步稍晚，大抵始于世紀之交。”筆者要補充一點，臺灣學者（如劉翠溶）對環境史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已有成績，比大陸學者略早，如參與組織國際學術研討會，結集出版《積漸所成》一書。

（三）筆者對生態環境史的思考

由清朝人討論方志“定位”引發筆者對生態環境史的思考,即能從“地方志·輿地志”得到哪些生態環境知識和啟示。2004年10月11日筆者撰寫《方志定位與自然生態環境史（提綱）——由清人方志定位談起》，寫作此文的誘因是清朝人爭論方志學是怎樣的一門學問，是講求地方歷史的書籍，抑或是關于地理學的學問，筆者試圖在這種討論中獲知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知識。

清朝人關于方志是怎樣一種學問，各家見解不一：戴震主張方志是專治“地理沿革”的書籍；章學誠認為方志是描述地方歷史的著作；清朝官方強調方志與史傳（傳紀體史書）“互為表里”，以便利用方志記載的地方人物傳記進行教化，實際倡導方志是地方歷史的學問。不論那種觀點，清朝人編修的方志都有著關于生態環境的記錄，只是持有“地理沿革說”者學者所作的方志環境史內容較多。清人的方志中自然環境及生態環境狀況的記錄，筆者就閱覽所及，獲知下述三個方面：

1.輿地志、地理志，記載地區自然面貌，星野（區位），疆域，形勝，山水（山林川澤的狀況與變化），水的部分含有江河之水及陂澤、湖、池、井、泉，如《重修清苑縣志》（直隸保定）包含地質、氣候，民國《鄞縣通志》（浙江寧波）有海洋志。

2.博物志，記錄動植物、物產、生產狀況。

3.溝洫志，記錄水利工程的興廢，如光緒間李師沆主修的安徽《鳳臺縣志·溝洫志》記敘壩閘水利事務。湖泊專志如《太湖備志》《具區志》（亦系太湖志書），是對生態環境特加留意的體現。

方志地理沿革的書寫，令筆者有兩點深刻體會：一是清人修志特別關注水泊、水利與民生。章學誠（1738—1801）修方志，頗為留意水利，他在直隸《永清縣志》中設置《水道圖》，辯論淤田與水患利弊之爭。對于白洋淀的淤塞，有人認為有好處，可以造田種植莊稼，章學誠反對這種觀點，指出淀是容水之區，“淀池多一尺之淤，即少受一尺之水”，利用淤塞之地為農田，必至河水泛濫，“非計之得者”。圍湖造田，直到20世紀中期還有這種主張和實踐，認識還不及18世紀的章學誠。乾嘉間人口學家洪亮吉認識到山脈變化遲緩，而河流變遷無常，要觀察它的變化，變害為利。他論述安徽涇縣賞溪變遷，“溪流東徙，去吉溪五里，而溪之廣十倍于昔。溪前此諸勝，一切蕩為深淵。又其郊外之地，凡數千百畝，皆砂礫棄物，至今虛賠苗稅為患” 。他看到河流的淤塞，不僅使得名勝古跡無存，更令良田變成沙灘，而百姓還要照舊繳納賦稅，嚴重影響民生。李師沆持有與章學誠、洪亮吉相同的觀點，他總結治理淮河的三條經驗：“淮南之地，多宜蓄水”；“淮北之地，多宜瀉水”；“淮濱之地，厥宜障水”。

二是從生態環境及其變化觀察民間風俗、方言的形成與演變。強調方志地理沿革論的修志者，認為民風社俗、方言源于地理環境，生態環境的變化影響民間生產生活，因此把“風俗志”放在《地理志》中，如洪亮吉的《涇縣志》的做法。李師沆認為改善生態環境，有益于民生和民風：“鳳臺地處淮濱，向苦水患，嗣是浚河立壩，防御綦周，民勤耕鑿，近水濱者多以魚為業，又廣畜雞豚，販賣謀利，婦女勤農桑，習紡織，而不以為苦。”

總之，筆者意識到，修志者關注生態環境，實即關心民生，關心民間疾苦。這是寶貴的文化遺產，生態環境史研究者需要很好地加以利用。

走筆至此，筆者再說兩句贅話：其一，鑒于人文環境與生態環境的互動關系，研究任何歷史課題，需要對有關的社會背景或生態環境背景分別或同時作出考察，這是論題必有之義。其二，人類的社會活動，雖然有其主動性，但是絕對不是自由行動，是在人文社會環境、生態環境的制約下進行的，要受地理條件、氣候、生活資源狀況的限制，同時受制于人類自身的社會條件，是在既成的社會政治、經濟、人文環境中活動。當然了，在人文社會條件與生態環境制約下，人類活動仍然具有主動性、靈活性，去創造社會文明，創造歷史和爭取生態平衡。作為史學研究者，研究任何歷史課題都需要考察這兩種背景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并從中獲取應有的經驗教訓。

煞筆之際，筆者益增愧疚感，史學研究的人文社會環境、生態環境要素究竟其內涵如何，為何不可忽視，如何在命題研究中參考這兩種要素，筆者理不清，道不明，連拋磚引玉的奢望都不敢有。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編輯：杜小韻

媒體編輯：張小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