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弟弟、慈禧孫子溥任追悼會：上百名皇室后裔出席

1949年秋天，北京城里許多老宅的門楣悄悄換了主人。曾經車馬喧騰的王府，一批批被政府收購，用作學校、機關或者科研單位。坐落在什剎海一帶的醇親王府，也在那幾年不再是某個宗室家族的私產，而是被納入公共用途。屋檐還和從前一樣，住在里面的人卻完全變了身份。

在參與這一轉變的眾多人里，有一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中年人，他早已放下滿清宗室的舊姓，用了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金”姓。對外，他是校長，是人民教師；在宗室族譜里，他卻是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清末醇親王載灃的兒子，名叫溥任。多年以后，2015年4月16日，八寶山殯儀館舉行的那一場追悼會，讓許多人才意識到，這個低調的老人，一輩子走的是另一條路。

一、醇親王府里的家學與少年見聞

醇親王府的歷史，要往前推到道光年間。奕譞一支在清末幾代人中，算是較為重視讀書家學的一支。傳下來的家訓里，“戒奢”“守本分”這些字眼出現得不少。到了載灃這一代，雖說貴為親王，又當過攝政王，但在辛亥革命后，他的權力與舊日榮耀一夜散盡，留下的，不過是一座王府和一大群子女。

1918年，溥任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出生。那一年，新舊力量在北方交織，清帝遜位已過去幾年，北洋政府仍在臺上。與祖輩的少年時代相比，他生下來就帶著“前朝遺少”的意味，身份尷尬，卻也比前朝許多皇室子弟多了一層現實感：王朝已經不存在了。

童年的醇王府，已經不再是權力中樞，更多像一個家學院落。載灃雖不再手握實權，卻仍講究對子女“以書自持”。有意思的是，這種家教表面上仍然是“舊式”的，讀經書、習字、講宗法，但在實際態度上，對大勢已經有了一種無奈的接受。他明白，過去的那一套皇權邏輯回不去了。

1931年，是溥任人生中一個重要的年份。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關東軍扶植溥儀，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表面上是“復辟”，實際不過是侵略者操控下的傀儡政權。就在這一年，年僅13歲的溥任，隨父親一道赴東北探望兄長。

那次東北之行，并沒有多少儀仗排場，更像一次家族內部的探視。據當時的回憶，關東軍對溥儀一系實行嚴密控制，宮廷內部的重大決策，都必須經日本方面點頭。溥任在那里的見聞，未必有詳細記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清楚地看到了兄長身上那層“皇帝”外衣之下的束縛。

“哥，在那邊過得還好么？”離別前，有親近的人小聲問過溥任。

他想了想，只低聲說了一句：“他住的地方，比這院子氣派多了，可他自己，哪兒也去不了。”

這句簡單的對話，既是少年眼里的實情，也是一個前朝宗室對偽政權性質的直觀感受。對比醇王府里相對松動的日常生活，東北那一套軍警環伺的制度，更像是一張看不見的網。對溥任來說，這趟行程帶來的震動，不在于“見皇帝”，而在于看清了那種“名義上的光鮮”和現實中的受制。

回京后，載灃父子繼續住在北京的老宅。不同的是，對“再當皇帝”的幻想，從此在這一支家族中幾乎絕跡。此后幾十年，溥任再沒與偽政權發生實質聯系，這種早期的親眼所見，很難說沒有影響。

二、從王府到校舍：一座院落的轉身

時間往后推到1940年代。抗戰還未結束，北平的局勢捉摸不定，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卻日益迫切。很多原本只顧自家子弟讀書的人家，開始考慮辦學。1947年，已人到中年的溥任，與年邁的父親商量，決定在家族的一處房產上辦一所小學，取名“競業”。

辦學地點，是醇親王府舊有的一塊地，原來有凈業寺舊址。那時的北京民間小學，大多條件簡陋，能有一處相對完整的院落，已經是優勢。載灃掛名董事長，溥任親自擔任校長。這家學校后來招生最高時有200多人，既收附近平民子弟，也收部分舊識家庭的孩子。

當時有人不理解：“堂堂王府后人，怎么干起了這種辛苦、又不怎么體面的活計？”

溥任的回答很簡單：“沒了朝廷，書還得有人教，孩子總得有人帶。”

這句話看似平常，卻點明了他面對新現實的一種選擇：不再依靠祖宗舊產吃利息，而是把家里還算像樣的一處房產，變成提供公共教育的場所。為了維持學校運轉，父子倆陸續變賣家中積存的器物，連某些曾經王府里視作“體面”的物件，也難逃出手的命運。

新中國成立后，教育領域迎來新的政策調整。公私合營逐步推開，許多私立學校被納入國家體系。競業小學也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了從私辦到公辦的轉變，改由國家接管。溥任則順勢留在教育系統，繼續從事教學工作，直到1988年退休。

如果從制度角度來看，溥任父子辦學的舉動，很像是一種“橋梁”：一頭連著清末遺留下來的王府資產，一頭連著新政權下的公共教育體系。舊有的房產，不再單純是某個家族的封閉空間，而是轉化成了培養新一代學生的校舍和活動場所，出身貴族的人，也變成了公立體系里的“人民教師”。

這種轉換表面看是被動適應，其實也有主動選擇的成分。很多同一時代的宗室后裔在轉型時猶豫不決，甚至逆勢而行，而溥任這一支，選擇讓王府資產以相對溫和的方式進入公共系統，對個人與時代而言，都少了幾分尖銳對立。

王府的土地與房屋，尚且可以用“收購、接管”這樣的方式處理，那些帶有象征意義的皇室物品，又該如何安置？這在1950年代，對許多宗室家庭來說，都是繞不過去的問題。

在那樣一個尚未完全擺脫貧困的年代，這些金銀器在市場上的價值不言而喻。有人替他惋惜：“留幾件在家里，將來至少也是個念想。”溥任沒有多解釋，只是把“念想”二字反復念了兩遍，然后把手續辦完。

四、講臺上的“金老師”與簡樸晚年

從1947年辦學，到1988年正式退休，溥任在教育系統里待了四十多年。教什么課、在哪些學校任教，這些細節在公開資料中并不算特別詳細，但有一點很明確：他是以“人民教師”的身份走完職業生涯的，而不是一直靠著某種特殊待遇“掛名”。

在學生眼里，他更多被稱作“金老師”或者“金校長”，至于他是“前朝皇族”的背景，很多人當時并不知道，或者只當作課間八卦。有人回憶說，他為人嚴謹，卻不刻板，對學生要求不算輕，但總體可親。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來形容，就是“把自己當普通人待遇看待”。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出身復雜的人進入各行各業，教育系統里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不同個體對待自身出身的方式大相徑庭，有的人刻意回避，甚至極力隱藏；有的人則帶著某種優越感，不肯放下舊有身份認同。溥任更接近前一種，他用一個普通姓氏繼續生活，把日常精力集中到教學和學校管理上。

改革開放之后，社會氛圍逐漸寬松，一些隱藏多年的舊家世重新被提起。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媒體偶爾會提到，“某某學校里有一位老師，是末代皇帝的弟弟”，但對他本人來說，這類標簽并沒改變生活軌跡。1988年退休后，他搬到鼓樓附近一條小胡同里居住，過的是普通城市退休職工的日子。

有鄰居說，他常騎一輛舊自行車出門辦事，衣著樸素，拎著布袋，跟街坊打招呼時，也不擺架子。有時候有人打趣：“聽說您老是皇族后代，這自行車騎得也太寒磣了。”他也只是笑笑：“車能用就行，多余的東西留給需要的人吧。”

這類回答當然不是故作高調，而是多年形成的生活習慣。家里房屋年久失修，下雨時偶爾漏水，他寧肯挪動家具、接幾盆水，也不急著大規模翻修。原因之一，是把手頭能動用的一部分錢，留給了另一個方向。

五、把錢送到遠方的孩子手里

進入1990年代之后，全國范圍內的“希望工程”和各類救助項目陸續展開，不少個人和單位開始通過捐款的方式支持貧困地區教育。溥任也在其列，從1991年開始，他先后多次把積蓄捐出，數次定向用于民族地區學校。

1991年，他向檀營滿蒙小學捐款，用于改善校舍條件。1994年，又把親友送給的一批書畫作品變賣，將所得款項捐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1996年，他為古北口滿回民族小學設立獎學金，資助那里的學生持續完成學業。1998年，他再次向這所學校捐款。

這些數字在今天看起來也許不算巨大，但考慮到他的經濟狀況與當時的物價水平，這已是相當不小的支出。更關鍵的是，他選擇的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而不是離自己住處最近、最熟悉的城市學校。這種選擇，多少帶有一點自覺：曾經象征滿洲貴族的這一支后裔，在新中國條件下，通過支持少數民族教育，延續了一種不同于過去的“責任”觀念。

有一次，受助學校的老師在北京探訪他，忍不住問了一句：“您自己住的房子還漏雨呢，干嘛還把錢往我們那兒送？”

溥任回答得很平淡：“我這把年紀，能湊合就湊合。你們那邊的孩子，把書念下去，比我多修一塊瓦更劃算。”

這是典型的口語化表達，卻透露出他對“資源流向”的判斷。在舊制度下，王府的財富主要用來維持家族內部的體面與享樂；在新制度中，他讓剩余的錢轉向邊遠地區的孩子。方向一變，原本象征家族權勢的資本，變成了促進教育平等的具體支持。

可以說，他晚年的這兩條主線——一是持續捐助教育，二是提供并整理清史資料——一條指向現實的教育發展，另一條指向對過去的學術梳理。在個人能力范圍內，他盡可能把自己的出身與經歷，轉換成對社會具有某種公共價值的產物，而不是簡單地將之當作炫耀或怨懟的資本。

六、再回王府與那場追悼會

2007年，已年逾九十的溥任，在相關部門和親友的陪同下，再次走進醇親王府。此時的王府，早已不再是私人宅邸，而是由多個單位使用的公共空間。院落的格局大致還在，只是院門、廊道、廳堂，都被貼上了新的牌子。

有人注意到，那天他在一處熟悉的花園前停了很久。那里曾經有一座亭子，名叫“恩波亭”。亭子還在，匾額也在，而站在亭前的人，身份卻完全不同。面對有人問起“懷不懷念當年的王府生活”，他沒有長篇感慨，只是說了一句：“現在這樣挺好，東西有人用，人也有事干。”

這次回訪，并不是一次私人性質的“尋舊夢”，更像是一次見證：昔日家族的權力象征，已經轉化成公共機構的一部分。對他而言，這種轉化并不帶有怨氣，相反，多少有點釋然。這種心態，與他早年親歷東北偽政權時的感受形成對比——同樣是“失去”，一邊是被外力操控的被動失去，一邊是在新制度中主動選擇的轉化。

2015年4月，溥任在北京去世，享年97歲。4月16日，八寶山殯儀館舉辦了告別會。那天，來送行的人約有兩百多人，其中有上百位與他同宗同源的皇室后裔，多數已經改用普通姓氏，在各行各業從事不同工作。

一位年長的親屬在告別會結束后，小聲對身邊人說：“同宗這么多人里，他算是走得最順的一條路了。”這話既不帶夸耀，也不帶貶低，只是在描述一個事實：面對同樣的歷史大勢，不同的皇室后裔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軌跡。有的人被卷入侵略者扶植的偽政權，有的人沉湎于舊夢難醒，而溥任這一支，選擇了在新秩序中尋求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