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秦漢至唐宋時期（十）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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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簡史》

秦漢至唐宋時期（十）

文化甲宇內

史學名邦

古代巴蜀史家輩出，成果豐碩。劉咸炘在總結評價蜀學時認為，蜀中學術，“大在文史”。隋以前有《三國志》和《華陽國志》名世，唐以后的史學“莫隆于蜀”, 并認為宋代史學“實在蜀”。

譙周（200—270），字允南， 巴西郡西充國縣（今南充市西充縣）人。博通經史，兼曉天文，尤善書札。在蜀漢時歷任太史、中散大夫、光祿大夫等職。入魏后封陽城亭侯。西晉時官拜騎都尉、散騎常侍。譙周長于經史之學，所著《法訓》《五經然否論》《論語注》《五教志》 《古史考》皆佚，僅有《巴蜀異物志》等傳世。據劉知幾《史通 ·古今正史》記載，《古史考》系為糾正《史記》之訛誤而作。譙周認為， 司馬遷《史記》中所記周秦以前史事，或采俗語百家之言，難以取信，于是依據古時典籍作《古史考》以糾正《史記》中的錯誤。《古史考》頗為學者所看重， 曾與《史記》并行于世，可惜唐代以后亡佚，今僅存黃奭輯本一卷。譙周重視巴蜀地方史志的整理與研究，所著《蜀本紀》《三巴記》等，記述巴蜀史地掌故，對后來四川地方史志修纂有很大影響。譙周弟子中亦不乏著名史學家，如文立、陳壽、李密、李虔、羅憲等。

陳壽（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南充市）人。在蜀漢時擔任過觀閣令史之職。宦官黃皓專權，陳壽不肯曲意奉承，屢遭排擠打壓。西晉時，擔任佐著作郎之職。陳壽少即好學，師事譙周，研習《尚書》及《春秋》三傳，精通《史記》《漢書》， 時人謂其有“良史之才”。著有《三國志》《古國志》《益部耆舊傳》等， 曾編《諸葛亮集》。陳壽在前人著述基礎上，搜集大量史料，著成《三國志》。《三國志》分別敘述魏、蜀、吳三國史事，將六十余年間的主要事跡囊括其間。陳壽善于敘事，文字簡潔，取材嚴謹，《三國志》是繼《史記》《漢書》之后的又一部著名紀傳體斷代史， 問世之后，評價很高。劉勰在《文心雕龍 · 史傳》中評價說：“惟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于（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后人將《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合稱為“前四史”，可見《三國志》在中國史學上的崇高地位。

常璩（約291—361），字道將，蜀郡江原縣（今崇州市）人。常氏在江原為大姓，世以儒學傳家，代不乏人。常璩學識廣博，成漢時曾任散騎常侍，撰有《蜀李書》，專門記載成漢李氏興滅之跡。成漢滅亡后， 常璩曾到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對鄉土歷史頗感興趣，著成《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是一部研究成都乃至西南地區的地方史專著，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比較完整的地方志書，記載了從古蜀到成漢時期巴蜀的歷代政權更替、風土人情、物產地理、交通險塞、大姓豪族、先賢士女， 載他書所不載，其中 ，不乏親身經歷者，故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唐人劉知幾在《史通 · 雜述》中評價說，“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 …… 其如常璩之詳審， …… 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華陽國志》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這兩個“三結合”構成了《華陽國志》的顯著特點，既是中國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個創舉,也是《華陽國志》千百年來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

《華陽國志》 圖源：崇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范祖禹（1041—1098）， 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今成都市雙流區）人，在洛陽十五年不求仕進，全力協助司馬光修成《資治通鑒》，被朝廷任命為秘書省正字。范祖禹一生的主要貢獻，在于修史與政論兩端，但相較而言，在修史方面用力最勤。范祖禹在協助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負責唐代三百年歷史的修纂工作，成書六百卷，后司馬光刪為八十卷《唐紀》，是《資治通鑒》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范祖禹還著有《唐鑒》《仁宗政典》《帝學》等史書傳世，其中 ，尤以《唐鑒》為學者所尊崇，范祖禹也因此被人稱為“唐鑒公”。范祖禹治史特別注重史學的經世功能。如貫穿《帝學》一書的中心主旨就是著名的“以史為鑒”思想；《唐鑒》除有“以史為鑒”“經世致用”等特點外，還具有“以理入史”的特點。這是宋代“義理史學”的代表之作，也是四川“義理史學”的典范。

李燾（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巖，眉州丹棱（今眉山市丹棱縣）人。李燾學識淵博，善于為文，長于經學，精于史學，有“蜀中史學之首號”的美譽。紹興八年（1138 年）登進士第，被授華陽縣主簿，未就任。先后出知瀘州、榮州，一生未受重用，后以敷文閣學士致仕。李燾博覽典籍，著述宏富，仿司馬光《資治通鑒》，前后歷時四十年，修成《續資治通鑒長編》，還著有《易學》《春秋學》《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歷代宰相年表》及文集等二十余種。

《續資治通鑒長編》共九百八十卷， 以編年體的方式記北宋之事，保存了北宋一代的豐富史料。該書取材廣博，考訂精核，實為治宋史之要典。葉適在《水心集》中評價說，“《春秋》以后，才有此書”。蒙文通亦說：“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搜羅既富，考證亦精，為宋代記注之良書。”

李心傳（1166—1243），字微之，號秀巖， 隆州井研（今樂山市井研縣）人。

慶元元年（1195 年），鄉試未中，遂絕意科舉，專事著述。晚年，被薦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侍郎。李心傳有史才，通曉掌故， 曾主修《中興四朝帝紀》《十三朝會要》。所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 與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相接，記高宗一朝史事。又著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相表里。另著有《丙子學易編》一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高宗系年錄》二百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讀史考》十二卷、《道命錄》十卷等，尚有詩文一百卷等。

李燾、李心傳是南宋史學家的杰出代表。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評價說，“有宋一代史學之精，自司馬光外，無如二李”。

王偁（生卒年不詳）， 生平事跡史載不多， 一作王稱， 字季平， 眉州眉山（今眉山市）人。歷任吏部郎中、承議郎、龍州知州， 累官至直秘閣。著有《東都事略》《西夏事略》等。《東都事略》取材以國史、實錄為本，旁及野史雜記，系紀傳體史書。全書共一百三十卷，分為帝紀十二卷、世家五卷、列傳一百零五卷、附錄八卷（遼、金、夏、西蕃、交阯等），記載從宋太祖趙匡胤至宋欽宗趙桓共九朝的歷史。《東都事略》的有些內容為《宋史》所無，或可糾正《宋史》之誤，實可與《宋史》互相補充，是研究宋史的寶貴材料。洪邁修《四朝國史》時，上奏獻該書，認為此書富有見識。四庫館臣亦評價說，《東都事略》“敘事約而該，議論亦皆持平”。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九百八十卷、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都是斐然可觀的史學成果，其價值彌足珍貴。誠如四庫館臣所評價，“宋人私史卓然可傳者， 唯（王）偁與李燾、李心傳之書，固宜為考宋史者所寶貴矣”。由此可見宋代四川史學成就之豐碩。

除此之外，兩宋時期四川還有范鎮的《東齋記事》、史炤的《資治通鑒釋文》、杜大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吳縝的《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李攸的《宋朝事實》、張唐英的《蜀梼杌》（一名《外史梼杌》）、彭百川的《太平治跡統類》《中興治跡統類》及李埴的《皇宋十朝綱要》等名家名著傳世。最難能可貴的是， 巴蜀學人不但注意史料之保存、文獻之整理，而且力求勾勒歷史之思想、探索史學之精神， 即通過對歷代興衰治亂、成敗得失之跡的考察，揭示個中蘊含的宏深義理，并且上升為哲理層面的形上思考。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