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現代社會如何完成自我迭代｜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中，人類曾歷經極權主義的陰霾、世界大戰的浩劫，也見證了全球化的興起與社會體系的自我革新。

金觀濤老師先以極權主義的本質切入，指出其是對現代契約社會與個人權利的否定，而二戰的終結不僅淘汰了畸形民族國家，更推動非西方軸心文明完成現代轉型，社會主義陣營的興起也成為殖民地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催化劑。冷戰的終結則讓現代契約社會的雙層次結構走向成熟，市場經濟的正當性被重新認知，也開啟了第二次全球化的進程。

同時，金觀濤老師剖析了 1968 年全球反體制運動的根源與落幕，揭示出道德烏托邦的解魅讓世界重返現代性。核心部分則深入闡釋現代契約社會的自我改進路徑：英美等加爾文宗社會憑借穩定的現代社會結構，成為自我改進的典型，福利國家的建立保障了個人權利的可欲性，凱恩斯主義的實踐緩解了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危機，北歐、英國、聯邦德國的不同實踐，也印證了福利與干預的 “度” 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圖：阿爾希普·庫因吉 《冬天 》

現代契約社會的自我改進

文/金觀濤

第二次全球化是如何開始的

20世紀現代社會演化的第一個重要結果是畸形的民族國家在二戰中遭到淘汰，與其同步的是世界范圍內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趨于完成。我在之前專門討論了印度文明借助“被殖民”轉型的方式，這一方面是因為印度傳統社會無法建立起大一統的國家，另一方面是因為帝國主義在全球化中愈演愈烈，大多數非西方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都處于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籠罩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畸形的民族國家消失，第二類民族國家亦不復存在，帝國主義支配殖民地的時代永遠結束了。德國等軸心國戰敗以后，它們統治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即便是戰勝國，或出于國際道義的壓力，或出于自身實力的衰弱，也都無法在殖民地恢復昔日的統治。二戰以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普遍興起，印度、越南、菲律賓和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特別要強調的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性，它對較難實現社會現代轉型的伊斯蘭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它通過飄變機制成為諸多伊斯蘭社會的組織藍圖，最終成為伊斯蘭世界中民族國家形成的催化劑。也就是說，社會主義陣營的確立對二戰后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極為重要：一方面，兩大陣營對立的結果是沒有一個強國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列寧主義將民族獨立運動視作共產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以上因素都促使帝國主義時代的種種惡果得以消除，大量殖民地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這時，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走向高潮，以至于沒有經過超越突破的非洲，也從殖民統治下的初民社會，開始向現代民族國家跳躍。

圖：阿爾希普·庫因吉 《樹干 》

20世紀現代社會演化的第二個重要結果是冷戰的終結，冷戰（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競爭）與不同類型的現代民族國家爭雄有本質不同。從表面上看，兩大陣營都擁有核武器，并聲稱要埋葬對方，核戰爭的陰云一直盤旋在人類頭頂。然而，國力和軍事較量的背后是關于“超越現代契約社會的理想社會是否存在”的考慮，因此兩大陣營的競爭并沒有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果是現代契約社會的雙層次結構在自我改進中成熟，以及現代社會有機體的再次現代轉型。這一結果是情理之中，卻又在雙方的意料之外。

社會有機體對生產力發展的容量是固定的，因而不能支持經濟的超增長，也就無法與現代契約社會競爭。這個道理在傳統社會有機體的演化中已表露無遺，由此表明，即使現代社會有機體將生產力的超增長作為國策，亦不能確保能夠擊敗現代契約社會。人類終于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的意義，并從歷史教訓中意識到市場機制與生產力超增長、科技進步的關系。

一戰以前，現代市場經濟從個人權利中獲得正當性。20世紀下半葉計劃經濟失敗后，市場經濟被視為唯一能夠引發生產力超增長的機制，并從這一認識中獲得正當性。正因如此，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原理（The Principle of Spontaneous Order）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這種論證市場經濟正當性的思路，重犯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錯誤，其背后只是對生產力超增長機制的新認識。

這樣一來，世界又恢復成雙層次結構的現代契約社會，第二次全球化開始了。1991年蘇聯解體通常被視作冷戰結束和第二次全球化的開始年份。然而，第二次全球化的興起略早于蘇聯解體，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已顯露出跡象，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關聯。

道德烏托邦的解魅

道德理想國一直是人類內心的渴望。自柏拉圖以降，西方社會就將道德理想國視為完美社會，中國歷史上也一直存在著大同世界的想象。一般來說，道德很難被證偽（除非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出現道德規范的不可欲），道德理想國存在的意義也很難被否定。一個物質生活艱苦，但人人道德高尚的社會是否優于生產力超增長的現代社會？它能否代表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些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懸而未決。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社會對世界革命的向往，一直蘊含在各式各樣的批判資本主義或者不滿消費社會的思潮中。由于蘇聯模式的種種問題，世界革命的希望一度被中國承載，紅衛兵運動迅速產生了世界性影響。1968年3月22日，法國巴黎大學楠泰爾學院（Paris University at Nanterre）的學生集會，抗議政府拘捕反越戰的學生，由此引發一浪高過一浪的學潮。法國大學生對于大學只能制造一批唯命是從的技術專家深感不滿，他們拿著《毛澤東語錄》罷課并占領學校。5月，學生罷課引發了工人大罷工，截至5月底已有約1000萬人參加罷工，這是1936年以來法國最嚴重的社會事件，全國各行業都因煤氣和食物短缺行將癱瘓。

西方反體制的反叛精神是后現代式的個性大解放，它反對任何對個性的束縛（包括法律和道德）。1968年5月的法國街頭處處可見的標語是“消費社會不得好死，異化社會不得好死。我們要一個獨創的世界，我們拒絕一個用無聊致死的危險去換取免于饑餓的世界”。“嚴禁禁制”和“永不工作”的口號風行巴黎。法國大學生一邊吸大麻，一邊模仿中國紅衛兵，他們毫不掩飾地說：“一想到革命，就想要做愛。”美國流行歌手杰瑞·魯賓（Jerry Rubin）的名言“凡是沒在牢里蹲過的家伙，都不值得相信”不脛而走。

圖：阿爾希普·庫因吉 《黃昏樹林 》

東歐的反體制潮流表現為政治上要求自治，以及對表達自由的渴望。1968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宣布實行“人性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這種擺脫蘇聯控制的政治行動，最終導致同年8月50萬蘇聯軍隊和數千輛坦克在周密的空降部署下入侵捷克。與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所遭到的憤怒的武裝反抗不同，這一次蘇聯坦克碰到的是成群穿著藍牛仔褲的捷克青年人坐在公路兩旁，譏諷戲謔地向那些拉長臉孔的蘇聯士兵發出嘲笑和叫罵。

1968年夏天的日本，因為醫學院關于無報酬實習制度的存廢問題，東京大學“全共斗”（全校共斗會議）成立，并于6月15日占領東京大學的象征性建筑——安田講堂的鐘樓。“全共斗”以“大學體制”和“自己本人”為革命對象，完全否定民主集中制，學生隨時可以參加或退出。20世紀70年代，革命造反在世界各地大退潮，但日本的反叛精神的持續時間比中國和西方更長久，直至1970年赤軍派劫持“約鐸號”飛機，以及1974年三菱重工爆炸等恐怖主義行動發生以后，才趨于消亡。

為什么1968年會出現席卷全球的反體制運動？有觀點認為其源頭是剛剛形成的（西方）消費社會，消費主義的同質化造成普遍的精神壓抑和苦悶，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開始尋求更徹底的解放。事實上，隨著富足的社會使憤怒之火趨于平息，民眾對冷戰的意識形態感到厭煩，這時，即便反體制的不滿再強烈，也難以轉化為“砸爛舊社會”的行動，除非有一種新的道德意識形態能夠將反體制和道德的力量結合起來。1968年席卷全球的反叛運動包含兩個互相矛盾的方面：一是反對一切束縛和限制；二是極強的道德理想，以及服從道德意識形態權威的指導。

1968年的全球反叛熱潮中，“反對一切秩序和限制”的理念以及其中所寄托的解放人類的熱忱，被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盛大狂歡的快感和喜悅。之后便迅速走向衰落，1968年“反叛的一代”成了20世紀80年代雅皮士（Yuppie）和20世紀末全球化運動中的專業人士。從這一意義上講，今人所處的“太平盛世”也是1968年革命解魅的結果。

經歷了20世紀的教訓，我們有必要意識到，社會只是個人達到目的的工具。對于現代社會的批判，其意義應該在于推動現代社會內部的自我改進。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開始告別革命，重返現代性。這一切最初只是涓涓細流，經過20年的發展，成為支配世界的大潮流，然而其洶涌澎湃、必然來臨之勢，當時已經能夠“于無聲處聽驚雷”了。

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

在整個20世紀的浩劫中，英、美兩國所受影響最小。美國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盡管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但戰爭卻從未向其本土蔓延，兩次大戰的結束也都與美國參戰有莫大關系。英國處于20世紀浩劫的中心位置，但其社會制度亦基本維持了下來。原因在于，英美社會是加爾文宗社會，即現代性起源的社會，亦是17世紀以來現代社會結構最核心的部分。

我在之前指出：現代社會建立在兩個分裂的超越視野之上，認為社會有機體沒有意義。因為唯名論革命把個體作為真實的存在，法律只是個人在上帝面前建立的契約，國家必須是一個整合性契約共同體，這些都是加爾文宗社會的基本觀念。而現代社會是從加爾文宗社會擴展至其他社會中的，拓展必須經過啟蒙運動；這很容易使民族主義成為現代價值之核心，并把現代社會組織藍圖建立在科學主義之上。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加爾文宗社會不易認同建立在一種超越視野之上的新有機體，廣義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有限，而且其民族認同符號是主觀的，相對穩定和健康。一般來說，基于主觀認同的民族主義不易受外來沖擊的影響，很難變成法西斯主義。

如果比較英國、美國和法國，就能發現三國都具備強烈的自由、民主和個人權利這些現代價值，但法國企圖以啟蒙價值來建立現代社會，造成內在結構不如英美穩定。如前所述，法國大革命以后，其政體一直在由民族國家的英雄當皇帝的帝國與共和國之間振蕩徘徊。20世紀，該振蕩并沒有結束，50年代，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再一次使法國的民族主義和政體接受考驗，結果是歷史地位僅次于拿破侖的民族英雄戴高樂創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代議制最初只有總統制和內閣制這兩種形態，法國卻施行了雙首長制（半總統制），旨在借此解決其代議政治中長期存在的問題。迄今為止，法國的代議政治尚在完善之中，這一切與英國和美國形成明顯反差。

總之，對于現代性起源的社會而言，20世紀沖擊的結果是現代社會結構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改進。什么是自我肯定？現代契約社會一定是基于幾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而非建立在科學主義之上，也無法與建立在宗教之上的有機體互相整合。20世紀的浩劫再次強化了上述認識，即對契約社會的再次肯定。再次肯定現代契約社會的同時，必須解決現代價值不可欲的問題。也就是說，現代社會建立在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之上，然而，當市場經濟中個人權利發生不可欲時該怎么辦？如何阻止民族主義發生畸變？這兩個問題的最終解決推動了現代社會的自我改進。

二戰以后，福利國家盛行于西方，其本質就是保證個人權利的可欲性。無論市場如何波動，或者經濟如何崩潰，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生存權。個人權利的可欲性得到保證以后，個人才能到市場中去競爭，以及進行商品交換。西方契約社會的自我改進，除了建立必不可少的福利保障（福利國家）外，還包括政府干預市場經濟以緩解周期性經濟危機。

現代市場經濟不是嵌入社會有機體中的，具有無限擴張的潛力，市場動員每個人的能力和創造性，在滿足其提出的需求的同時，就存在超越社會有效需求的傾向，這正是市場經濟促使生產力超增長的實質。因此，周期性的生產過剩是難以避免的，它只能通過市場機制自身來消化。重要的是，當經濟蕭條發生時，如何確保市場調節機制不被破壞，以及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經過改進的現代社會無法消除市場經濟周期性的波動，卻能降低波動的幅度及其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程度。

1929年大蕭條使得人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心崩潰，2008年的金融海嘯卻未如此，原因在于，福利保障系統的運作使個人權利的可欲性未遭到破壞。與此同時，政府用凱恩斯主義干預經濟，降低了經濟的波動幅度。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和利弊，目前尚處于爭論之中。但福利國家和政府干預經濟構成了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關鍵組成部分，二者都是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達成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一開始就是直接針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生產過剩和貧困工人無生存權展開的，計劃經濟簡單明確地解決了失業問題進而再次給人的生計以有機體式的保障。如果不存在社會主義強有力的挑戰，很難想象自由世界會走上政府干預經濟（但保留市場）、用法律保護人權（但不限制個人的基本自由）的艱難改革之路。

20世紀30年代，隨著宏觀經濟學的誕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利用政府干預來克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以緩解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亦逐步確立。20世紀50年代以來，克服經濟危機的手段逐漸從政府直接干預經濟，轉變為增加公共事業的開支、保障貨幣供給和維持金融穩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生產過剩所引發的危機（周期性生產過剩即使發生，其危害也不大了）。例如，1994—1998年，西歐平均每年的失業比例高達11%，已超出了20世紀2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但是，西歐各國人均GDP增長率為2%，低收入家庭并沒有陷于困境。社會相當穩定，原因正在于社會保障體系的有效運行，而政府的支出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有效緩解了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

福利國家的典型代表是丹麥、瑞典和挪威。在這些國家中，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使得社會民主黨大獲全勝，并連續執政40多年。例如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該黨部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契約社會的批判，主張用普選消滅階級。該黨一上臺，就擴大公共部門，推行“人民之家”，以盡力實現全民就業。1945年，英國工黨首次獲得史無前例的多數票，開始執政，推動煤礦、鐵路等行業的國有化，并通過國家干預來克服長期以來失業人口占總人口10％左右的社會弊病，以實現充分就業。伯林甚至將英國工黨的建立稱為馬克思對這個接納自己的國家所作的最大的一項貢獻。

圖：阿爾希普·庫因吉 《月光之夜。冥想》

北歐福利國家的經驗受到西方社會的高度重視，20世紀50年代，95%的英國人在政府支持的醫療保險系統中看病。法國早就建立了基于（計劃和市場、國有和私有）混合經濟之上的第四共和國（有別于戰前的第三共和國），其經濟國有化的程度遠超英國。意大利則由一戰前的君主立憲國變成實行混合經濟的共和國，其中工人家庭的收入只有59％是工資，其余則是各種各樣的福利。即便在美國這一對私有制和市場懷有原教旨主義熱忱的國家中，凱恩斯主義和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亦被普遍接受。從此以后，西方社會的政府職能被重新界定，不再限于立法和保護私有產權，控制貨幣供給、保證社會有效需求和就業也成為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宏觀的經濟調控和福利制度保障使得現代價值核心（個人權利）的可欲性得以恢復。也就是說，現代社會結構第一層面的內在危機已被克服，它又能夠支持生產力的超增長。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市場的推動下，西方世界在20世紀60年代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年代，并在經濟上領先于社會主義國家。在隨后的30年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據全球總出產額的75%，以及全球出口總量的80%。196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水平已是戰前的3至4倍。

消費社會來臨了。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政府干預市場經濟，都涉及“度”的問題，即保障和干預程度的問題。如果福利太好，人們就會失去工作的欲望，進而使得經濟缺乏競爭力。如果國家直接干預經濟，雖然會創造社會的有效需求，減少經濟波動，但會損害經濟蕭條本身的調節功能，從而引發滯脹，即通貨膨脹和蕭條同時發生。至于部分產業國有化的問題更大，這等于是將民族國家視作部分的有機體，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契約共同體。也就是說，一旦福利國家和政府干預經濟過了“度”，雖然個人權利的可欲性得到保證，但生產力的超增長卻遭到損害。

二戰以后，聯邦德國經濟復蘇和增長的速度最快。1945年，很多人根本不敢待在聯邦德國，那里到處都是廢墟，廢墟下全是腐爛的尸體，存活下來的人都住在帳篷里。10年以后，聯邦德國成為歐洲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聯邦德國之所以會有經濟奇跡，是因為它完全沒有福利國家、國家干預經濟的包袱。聯邦德國自稱為“社會市場經濟”(économie Social edeMarché),后來有個諷刺性的說法，“社會市場經濟”只是有社會意識者的市場經濟，它表現在政府為所有支薪工人提供保險的俾斯麥傳統，而非建立在各種形式的福利上。

大部分聯邦德國國民都接受低工資和最初階段的高失業率，以換取國家財富的迅速增長。同一時期，英國的經濟管制極其嚴厲，福利保障和國有化水平也很高，但其經濟發展程度卻不如德國。20世紀80年代，英國不得不再次推行私有化改革，尋找適當的“度”。

20世紀上半葉，西方經濟從未達到過一戰前的水平，但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經濟開始了超增長。在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被稱為“半全球化”，即在歐洲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上，形成超越民族國家之上的跨國市場經濟。“半全球化”是市場經濟在與計劃經濟競爭中獲勝的前提，也為第二次全球化的重新開始奠定了基礎。

“極端主義”的退潮：新的思想框架

現代社會的第二個重大改進，出現在契約社會的第二層次整合性構架：1945年，多個主權國家共同創建了聯合國，以取代有諸多缺陷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該構想于1939年由美國國務院提出，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最先使用“聯合國”（United Nation）一詞來定義此一構想。1945年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中，有50個國家和一個非政府組織參與了《聯合國憲章》的起草。

聯合國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契約社會，有必要先明確它與民族國家的異同。現代契約社會的第二層次結構最初是模仿個人通過立約來建立民族國家，每一個民族國家如同個人一樣，擁有權利和義務。問題在于，聯合國無法等同于民族國家，除非出現星際契約社會，聯合國才可能成為一個代表地球的國家。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對聯合國的定義如下：該組織是一個國際人，但這并不意味著將它等同于一個國家，因其不具備國家的法律人格、權利和義務，但它是國際法主體并擁有國際權利和義務，從而能夠提出國際索賠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在成立聯合國以維系民族國家間秩序的同時，必須明確民族國家主權與個人權利的關系。一戰以前，二者并行不悖、各自獨立，主權不一定要基于個人權利。今天公認國家主權必須是個人權利的集合，可謂是一大進步。現代社會的自我改進奠定了當今人們生活的基礎，其背后是20世紀思維模式的變化。

什么是20世紀的思維模式？即從某種超越視野推出應然社會，還包括極端主義的思想方式，極左、極右或者陰謀論都屬于20世紀的思維模式。霍布斯鮑姆將20世紀稱為“極端的年代”，極端主義是其思維模式。在傳統社會中，每個人都生活在其所屬的軸心文明中，并處于某種確定的超越視野中，道德、正義、法律、是非十分明確，其中難以盛行種族滅絕等極端主義觀念。事實上，理性的、有終極關懷的現代個人想象社會行動的邏輯，亦應如此。法西斯主義缺乏嚴密的邏輯性，并蘊含有極度偏激的思想成分。

時至今日，這些偏激性內容已經沒有太大的市場了。偏激的人到處都有，但不會引起雪崩般的效應。人類正逐漸告別20世紀的思維模式。在某種意義上，極度重視思想也是20世紀的心態，我不認為它也屬于“極端主義”思維模式，但當前人類社會正在告別這種心態。我是20世紀的人，并不完全習慣這一系列“告別”，但事實正是如此。以上都屬于現代社會的自我改進，這當然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遺產，也是今日世界所面臨各種問題的根源。

本講討論的最后一個問題是：福利國家和政府干預市場經濟雖然保證個人權利的可欲性，但其本身具有正當性嗎？討論現代社會行動的時候一定要問它的正當性根據。現代契約社會的正當性根據是建立在兩種超越視野之上的個人觀念，從個人權利的終極正當性，再推出契約社會的正當性。現在我要問：福利國家是否具有終極正當性？為什么個人要交稅以負責其他人的生計呢？按理說，只有維持公共事業的稅收才有正當性。韋伯將國家定義為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事實上，國家只是立法權的載體，而法律是所有人訂立的契約。那么，政府是否有權干涉市場經濟呢？

圖：阿爾希普·庫因吉 《想白天的厄爾布魯士》

上述問題首先出現在美國，因為它是典型的加爾文宗社會，加爾文宗不同情弱者。在其他現代社會中，福利國家和國家干預經濟的正當性雖然不能由個人權利推出，但可從道德原則中含混得到，而道德原則是基于不同于T3（認知理性）的另一種超越視野。美國不具備這一條件，因此一直存在極強的懷疑福利國家正當性的聲音，典型例證就是有人認為羅斯福新政違憲。

在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中，美國的失業率在1932年達到23.6%，在1933年早期更是高達25%；60%的美國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21%的家庭年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從1929到1933年，美國的國家收入銳減50%，雇傭勞動者的收入下降60%，工薪階層的收入下降40%，溫飽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

1933年，羅斯福實行新政，提出改革、復興和救濟的目標。國會通過金融法案保障銀行穩定，政府干預農業，并撥款33億美元啟動公共工程，以解決失業問題。羅斯福新政雖有助于美國克服經濟危機，但政府干預經濟缺乏正當性，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新政是對個人權利的侵犯，是披上自由主義外衣的“法西斯主義”。1935年和1936年，聯邦最高法院（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分別裁決《國家工業復興法》（NationalIn-dustrial Recovery Act）和《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違憲。

這樣一來，20世紀現代社會自我改進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為福利國家和政府干預經濟尋找正當性，特別是在美國這類加爾文宗社會，其中一個重要嘗試是20世紀70年代羅爾斯（John Rawls）出版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正義論》在西方政治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羅爾斯繼17世紀社會契約論之后，試圖重新給出一個類似的組織藍圖，以論證福利國家和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正當性，其真正意義是開啟了可以自我改進的契約社會正當性的探索。

尋找正當性：可以自我改進的契約社會

社會契約的正當性源于立約主體擁有的權利，立約基于每個人的授權，如果契約中不存在其他限定，國家對某些公民征收較高稅款，用他們的錢補貼窮人，就是侵犯高收入公民的權利，也就不具備正當性。羅爾斯是如何解決上述問題的呢？他將正當性的最終標準界定為主體的選擇自由，而非個人實際擁有的權利。羅爾斯在個人權利之上加了一層“無知之幕”（VeilofIgnorance），即假定個人不知道自己出生在有錢人家還是窮苦人家，也不知道自己是聰明還是愚鈍，因為這些都不是個人選擇（自由意志）的結果。

也就是說，個人權利的正當性最終源于主體的選擇自由，而非個人已經擁有的東西（包括先天條件）。因此，唯有“無知之幕”下的自由才是正當性的最終根據。在此基礎上，羅爾斯推論在“無知之幕”下，人們訂立契約會遵循“正義原則”（PrinciplesofJustice），這就是作為公正的自由。此外，經濟分配的不平等只有在對那些條件最差的人依舊有利的情況下，才是正當的，他將其稱為“差異原則”（DifferencePrinciple）。包括“差異原則”在內的正義是制憲的前提，因此福利國家是正當的，國家干預經濟也就成立了。

個人權利的存在原本不需要前提（圖7.1），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以一個假想的契約論（Hypothetical Contractarianism）作為個人權利的前提，石元康因此認為假想的契約論實際上是一種道德契約論（Moral Contractarianism）。石元康概括道：“羅爾斯根據美國憲法的構想來談道德原則與憲法、立法及執法的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立約者在原初境況中選擇公正原則，這個階段的工作是建立起一些最基本的原則。

圖7.1： 無條件的社會契約論

處在這個階段的立約者，沒有任何道德規范可以作為他們的指引，因為他們所要探尋及制定的正是這樣一組規范，這組規范就是公正原則以及有關個人行為的公平原則（Principles of Fairness）。在獲得這組原則后，他們就可以召開一個制憲大會（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在這個大會中，立約者所要制定的是一部憲法。在制憲過程中，他們已經有規范可以遵循，這個規范就是公正原則，而他們所制定的憲法也不能與這組基本規范相違背。再下一步就是立法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制定成文法，它們必須滿足公正原則及憲法。”

正義通過“無知之幕”得出契約，是進一步立約的前提。正義屬于道德范疇，這不正是道德契約論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一度也接受了上述觀點，后來發現不對，羅爾斯正義論不是道德契約論。道德契約論指道德原則通過契約最終達成，羅爾斯只是想象個人如何在“無知之幕”下與他人訂立契約，而非借此得到正義。這里假想的契約實際上只是個人如何獲得一種道德原則的描述，這一過程近似于人們通過想象，將個人認定的“好”轉變成眾人可接受（普遍化）的“善”，“正義”與“善”的差別僅在于想象方式的不同。

“善”是由個人的“好”從內（個人）向外（社會）普遍化導出，“正義”則是由外（社會契約）向內（個人）推出。其中，道德都是個人價值的普遍化想象，換言之，羅爾斯的正義論不是道德契約論，而是將個人權利建立在正義這一道德基礎上，道德（正義）成為契約社會正當性的最終根據（圖7.2）。羅爾斯這種契約社會的正當性論證顯然有問題，如前所述，現代契約社會與傳統社會根本不同，前者以現代價值而非道德為正當性的最終根據。羅爾斯將個人權利視作道德，是違背了前述“權利是不等同于道德的正當性”的大原則，其后果是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本質差別遭到取消。

圖7.2：道德成為契約社會的根據

當然，現代契約社會的運行離不開道德。遵守契約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現代契約社會建立在忠信的道德原則（The Principle of Fidelity）之上。洛克明確指出，契約有效性的前提是訂約者必須遵守契約，自然道德法則保證了這一點，但對于不信上帝的人，契約則是沒有意義的。自軸心時代以來，道德（善）要么來自神的戒律，要么來自圣人的教導。由此可見，現代契約社會的基礎是工具理性，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工具理性具有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遵守契約的道德一直由不同于認知理性（T3）的另一種超越視野提供。

從表面上看，羅爾斯提出正義論，是因為加爾文宗的道德信條中缺乏“差異原則”的內容，而正義論用一個復雜的推理結構將其導出。但其背后卻反映出一個新方向：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社會契約論，已經不能再為自我改進的現代社會提供正當性了。這反映出今天的現代社會與17世紀以后建立的現代社會之間存在重大差別，前者必須是一個可以保證個人權利可欲性的社會，而原有的社會契約卻不能自證其正當性。

現代社會形成之初，個人權利的可欲性似乎不是個問題。但當現代市場經濟吞并所有社會領域，社會有機體消失時，個人權利的可欲性卻必須有所保證，而社會契約論則缺乏相關內容，羅爾斯的《正義論》正是要解決這一問題。《正義論》的目的最初是解決契約社會中個人權利變得不可欲的時候，該如何辦的問題，進而為最低工資、規定工時等社會權利提供正當性。

圖7.3： 可以自我改進的契約社會

但正義論帶來的后果卻是將道德放在個人權利之上，這是一種向傳統社會正當性論證的退卻。事實上，個人生活在社會中，個人權利的可欲性只能由契約社會本身來保證，現在契約社會必須反過來保障個人權利的可欲性。這時，各種各樣社會權利的提出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自我改進的現代社會要求個人權利與契約社會成為一個可以互相維系的系統。該系統的演化必然包括在契約社會的自我改進過程中，個人權利的可欲性要求不斷增強，這時，圖7.1與圖7.2所示的論證結構都不再成立。

圖7.3所示的現代社會就是可以自我改進的契約社會。20世紀現代社會的演化本質上是原初的契約社會變成一個可以不斷自我改進的契約社會。改進的重要指標是個人權利必須具有越來越大的可欲性，其具體表現在各種社會權利的提出上。工具理性與現代價值系統能否為自我改進的契約社會提供正當性呢？這一問題至今仍在探討中。如何論證此一契約社會的正當性？這是政治哲學所面臨的全新課題，也是我們展望現代社會將往何處去的過程中所必須涉及的內容。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七章節第5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編校：睿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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