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逝世50周年丨做人就是很煩啊！

5月26日

海德格爾逝世50周年紀念日

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

海德格爾：做人就是很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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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海德格爾逝世50周年紀念日。海德格爾畢生追問一個被遺忘的問題：何為“存在”？當技術將一切變為可計算的資源，我們唯獨對存在本身沉默不語。這一追問，是他留給世界最尖銳也最珍貴的遺產。

在《存在與時間》中，他提出“此在”——人不是孤立的理性主體，而是始終“在世界中存在”，面向死亡籌劃自身。向死而生并非悲觀，而是喚醒我們從日常沉淪中走出來，承擔有限且唯一的人生責任。后期他轉向語言與詩：語言是“存在之家”，技術則是“座架”，用算計的暴力遮蔽了存在之真理。我們應學會“泰然任之”，在技術世界之外，保持對事物隱秘意義的開放。

接下來，梳理了周國平、馬克·拉索爾、陳嘉映、周濂等學者關于海德格爾及“海德格爾熱”的思考。

海德格爾是悲觀主義者

周國平

在黑格爾之后，德國資產階級哲學中出現了一種極值得注意的趨向，便是悲觀主義抬頭，人生虛無的哀音不絕于耳。這是歐洲精神文明的危機撥動了德國人深沉敏感的思想之弦。從叔本華經尼采到海德格爾，德國現代哲學的這三個關鍵人物在骨子里都是悲觀主義者，當然，他們之間又有著一些重要的區別。

叔本華直截了當地渲染人生的痛苦和虛無，主張立足于虛無而否定、“解脫”這痛苦的無意義的人生；尼采主張用藝術肯定人生，立足于人生而對抗人生的痛苦和虛無。與他們相比，海德格爾的悲觀主義有所不同。他和叔本華一樣主張立足于虛無，但不是要否定人生反而是要肯定人生。他和尼采一樣主張肯定人生，但不是立足于人生反而是立足于虛無。

△馬丁·海德格爾

叔本華想說明：人生既然在本質上是虛無，就應該自覺地皈依這虛無，摒棄人生一切虛幻的痛苦和歡樂。尼采想說明：人生盡管在本質上是虛無，卻仍然可借藝術的美化作用而獲得其價值。海德格爾想說明：人生唯其在本質上是虛無，個人才理當無牽無掛，有設計自己的存在方式的自由，可以從非真正的存在向真正的存在“超越”。

對于叔本華來說，虛無徹頭徹尾是消極的，并且決定了人生是消極的。對于尼采來說，虛無同樣是消極的，但是不能因此抹煞人生有某種積極意義。唯獨在海德格爾那里，虛無似乎獲得了一種積極的性質。他不去議論虛無本身的可悲，僅限于挖掘它啟示個人返回自身的作用。然而，我們已經指出，這并不能掩蓋海德格爾哲學的悲觀主義實質。

— —周國平《守望的距離》

當理論家一頭扎入海德格爾中

馬克?拉索爾

說起海德格爾，“怎樣讀海德格爾”的問題可能比不上“為什么讀海德格爾”的問題那么關乎切身利益。很多人雖然聽過其人其事，但是棄之為冥頑不靈的前納粹分子，自大而又神秘，不像個哲學家，倒像個詭辯家，反現代主義者兼非理性主義者，慣于提出像是“什么是存在”或者“什么是虛無”之類玄之又玄的問題，然后給出像是“存在即非存在”或者“虛無即是虛無”之類更加玄之又玄的回答。

然而，海德格爾是20 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要想弄清此人的地位，我們能夠舉出許許多多各種各樣深受其著作影響的重要哲學家——包括德國哲學家漢娜· 阿倫特、漢斯–格奧爾格· 伽達默爾和尤爾根· 哈貝馬斯，法國哲學家讓– 保羅· 薩特、西蒙娜· 德· 波伏瓦、莫里斯· 梅洛–龐蒂、米歇爾· 福柯和雅克· 德里達，還有英語世界的哲學家，如查爾斯· 泰勒、理查德· 羅蒂、休伯特· 德雷弗斯和斯坦利· 卡維爾。要想評量此人的地位，我們也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由其著作所塑造的領域：神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人文學科等諸多領域的理論家，紛紛一頭扎入海德格爾之中，以求從中獲得啟迪。

△《存在與時間：修訂譯本》

在受到海德格爾影響的人看來，解讀其哲學觀的至高法門，并不在于他涉足納粹主義的劫難，也不在于他的自尊自大，而在于他作為一個思想家的獨創性，在于他思想本身的廣度和深度。在他們看來，海德格爾的作品正如其很難被人理解，也很難在沒有千年來哲學錯誤的情況下縱橫數個世紀，進而索解人類存在的若干核心議題——真理、語言、人性和知識基礎。

在某種程度上，海德格爾面臨的爭議體現了哲學在英語世界的認同危機——一場圍繞哲學該具備何種合理身份和愿望的危機。近代自然科學大獲成功，聲譽大振，而哲學已然淪為“世間最可貴的追求”。分析哲學家（多半對海德格爾的著作嗤之以鼻）往往對于哲學的地位持謙卑的姿態。在他們看來，哲學意味著必須做出選擇：哲學要么成為過往歷史立場的歷史研究，要么靠概念和語言分析成為經驗科學的輔助。因此，哲學可以幫助科學厘清概念，梳理理論上的混亂，或許還能讓我們看清，我們用思維和語言來呈現世界方式上的局限。帶有分析性敏感力的哲學家，往往把海德格爾視為一種倒退，回歸到昔日可悲的形而上學（亦即非科學）思辨——這種形式唯有仰仗他那表面上的無力或回絕來得出清晰的、合乎邏輯的分析性論證。海德格爾曾加入納粹黨，這只會使分析哲學家們更容易忽視他，或者僅給他留個腳注的位置。約翰· 塞爾（John Searle）精確地總結了海德格爾帶給人的分析性反應，他指出：“英美傳統下的大多數哲學家似乎認為，海德格爾最多不過是一個反啟蒙主義的糊涂蛋，最差不過是一個死不悔改的納粹黨人。”

海德格爾在哲學思考上有什么貢獻？盡管行文晦澀而又違反常規帶來了不少挑戰，但他還是值得我們竭力索解，這是為什么？因為海德格爾開辟出一條思考和談論人類存在的連貫之路：既不必將之簡化為一種自然科學現象，也不必將之看作物質世界里浮現的一種幽靈般的精神——在這方面，他做得勝過20 世紀其他任何一位思想家。這啟發了藝術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在努力承認人類存在的尊嚴和自由；這啟發了科學家，他們在試圖留意科學探究的局限；這激勵我們所有人重新思考我們在歷史上的地位，以及我們作為一種科學和技術文化的行進方向。

— —《向著大地和天空，凡人和諸神》

我媽是天生的海德格爾主義者

周濂

海德格爾的與眾不同在于，他總是拒絕常見的哲學術語，使用他自己的獨創概念，用一種“陌生化”的方式來發問和思考。比如說，他用德語Dasein這個詞來指稱人，Da就是“那里”，Dasein就是“在那里的存在者”，中文通譯成“此在”。雖說在日常的德語中，此在也用來指稱人，而且康德和黑格爾也用過這個概念，但是把它單獨拎出來，并且在哲學討論中賦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這還是有史以來頭一遭。與此相關，海德格爾還創造出“在世界之中存在”、“共在”等一系列既陌生又熟悉的術語，說它們陌生是因為這就是海德格爾獨創的新詞，說它們熟悉是因為它們能夠喚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

遇到挫折的時候，我們常常會沮喪地說：“我就是這樣的，啥事都做不好的。”如果薩特聽到這句話，一定會告訴你：你是什么，不是什么，是由你自己的選擇和行動決定的，不要太早給自己下定義和做總結，因為可能性總是大于現實性。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經典臺詞：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但是就像英國學者邁克爾·英伍德所指出的，人并不可能擁有決定是否存在的無限能力，“他可以選擇死亡，但不能選擇出生，也不能選擇在某一情形下出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說，此在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的。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就像一塊石頭被拋入河中，這個事實我們無法掌控也不能改變。好在我們雖然無法決定“存在與否”，但卻可以決定“怎樣存在”，決定什么是適合做的或值得做的。

要注意的是，對海德格爾來說，此在始終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就像一個人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此在也是這樣，他沉浸在一個特定的傳統中，這意味著自我創造的可能性不是無限的，而是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性。這話說得太抽象了，打個比方，請問你可以在一個沒有教堂的世界里成為牧師，在一個沒有籃球的世界里成為NBA巨星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此在被拋入特定的生活世界里，雖然我們可以決定怎樣存在，但依然受到特定的價值傳統的塑造和規定。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并不像薩特那樣主張人有絕對的自由，也不主張人有絕對的責任，海德格爾并不是純粹意義的存在主義者。

海德格爾個子不高，其貌不揚，甚至有些土氣，但是站在大學講臺上的他卻有著無與倫比的魅力，漢娜·阿倫特把他稱作思想王國的秘密國王。雖然《存在與時間》直到1927年才正式出版，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年里，海德格爾已經在知識圈中贏得了極高的口碑。他給人們帶來全新的哲學體驗，他用獨特而新穎的術語講述人們早有領會的日常經驗，在一擊而中的同時，又讓人覺得還有一些更為重要的東西尚未領會，這種似有所得、若有所思的體驗讓人欲罷不能。

△阿倫特與海德格爾，兩人有過一段師生戀

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對于此在的生存論分析是從“情緒”展開的。海德格爾用兩個德語詞來表達“情緒”，一是Befindlichkeit，大致的意思是“怎樣找到自我”，“怎樣被找到”或者“近況怎么樣”，另一個詞是Stimmung，有給樂器“調音”或“校音”的意思。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說“調整情緒”、“調整狀態”，可是“調音”的過程并不容易。情緒綿延不斷，籠罩生活的整體，你可以通過嚴肅的反省、積極的行動短暫地提振情緒、調整情緒，但卻很難一下子就雨過天晴。

海德格爾把此在的一般存在規定為Sorge，陳嘉映把它譯成“操心”，與此相關的活動包括“操勞”和“操持”。其實最初的譯法不是這樣的，操心原本被陳嘉映譯成“煩”，與此相應的是“煩忙”和“煩神”。我覺得還是最初的譯法更傳神。相比之下，“操心”的譯法太正能量了。比方說，我媽媽喜歡操心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可是她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卻是——“做人就是很煩啊”。我覺得我媽是天生的海德格爾主義者，她說得非常對，煩比操心更面向事實本身。

同濟大學的孫周興教授在評論這個改譯的時候，說過一句非常逗的話，他說：“‘人生在世，無非一煩’。這個意思就很好。現在如果改說成‘人生在世，無非一操（心）’，就沒有什么味兒了。”要我說，豈止沒什么味兒了，簡直就是變了味兒了。我讀大學的時候，流行一款T恤，上面寫著“煩著呢，別理我”，看到這六個字你會會心一笑，可是如果改成“操心著呢，別理我”，是不是覺得全都變了味兒？

—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

哲學不提供救治之方

陳嘉映

海德格爾相信，一切哲學探索本質上必迂愚于不合時宜。因為哲學要么遠遠超出當今，要么把當今回系到肇始之初。哲學不僅不會把自己弄得合時宜，它反倒是把時代置于自己的準繩之下。無怪乎哲學不可能立即聽到呼應。如果有一種哲學竟變得時髦起來，那它要么不是真哲學，要么是被誤解濫用了。海德格爾自己的哲學應屬于第二類。

我們但運哲學之思，便辭別了日常諸務。尼采說：“從不中止對異乎尋常之事去經驗，去看、去聽、去懷疑、去希望和夢想，這個人就是哲學家。”海德格爾把這話改寫成學院句式：“哲學運思即是對異乎尋常之事的追問。”這一追問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發問完完全全是自愿的；若說有什么根據，它便神秘莫測地基于自由。哲學可謂是“對異乎尋常之事的異乎尋常之問。”

所以，哲學不可能像一門技術那樣直接習得。我們無法直接應用哲學，也不能依其是否有用來判斷它。但沒用的東西仍可能是一種威力，甚至是唯一的真威力。一時得不到呼應的卻可以正與一個民族的本真歷史在至深處諧響，甚至作為這歷史的先聲鳴響。那不合時宜的自會有宜之之時。我們因而無能貿然判定哲學的任務是什么以及我們該從哲學期望什么。哲學之興之進含者它自己的規律。我們只知道，在不多的幾種可能的獨立創造活動和人類歷史的必要事業中，哲學是其一。哲學以思的力量開辟道路，拓寬設置標尺和等級的真知，而一個民族全靠這種真知在其歷史精神世界中把握和完成自己的實在。這種知點燃一切疑問，從而威脅一切價值觀而又使估價成為必需。

哲學這一類本質性的精神形態與其它形態不可同日而語，于是就難免暖昧而遭誤解。這些誤解雖古已有之，而今則主要由哲學教授們（海德格爾說：“由我們這類人”）促生。哲學教授們的業務是把古來的哲學知識傳授給學生。這項業務合情合理甚至不無用處。不過，它充其量只是哲學學術，雖然它往往充作哲學本身的樣子。

在種種誤解中，有一種是對哲學要求過多。這種誤解以為，既然哲學的鵠的是找到萬物的根基，而這一尋求以人類生存的目的和意義為途，那么，哲學就該為一個民族提供建立其歷史與文化的基地。如此奢求哲學常與對哲學的貶低聯袂。例如，人們說，既然形而上學無助于為革命鋪路，所以根本不要理睬它。這簡直就像說因為刨床不會飛就該把它扔掉。殊不知哲學從來不能為歷史事變直接提供力量和機會。“原因之一是哲學家永遠只直接涉乎少許人。何許？創造性的變革家改革家們。”通過這些人，通過不可預知的種種途徑，哲學漸漸傳播開來，直到某個時候降為不言自明之事為止。當然。到那時，哲學中的原始力量早被遺忘了。

另一種誤解則曲解了哲學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起作用。有些人認為，哲學為眾生建設世界觀也好，為科學建立原理也好，反正它該指導實際的和技術性的文化活動，使它們變得容易些，發展得快一些。殊不知，“哲學究其本性從不使事情變得容易些，反而是使它們變得更難些”。這還不僅因為在日常領會聽來，哲學傳達方式怪僻甚至瘋癲，而且更因為哲學把存在的重擔重新加到人身上而使它的歷史存在變得更重更難。但沉重卻是一切偉大事業，尤其是民族偉業得以生盛的基本條件之一。只有對事物的真知貫透人的現實，才談得上偉大的命運。

哲學與哲學家恒處矛盾之中。真理是整全；哲學家卻是凡人。要么超凡入圣，要么放棄哲學。驕狂與謙卑活在每個哲學家身上。哲學不提供救治之方。所以，哲學探索并不在尋求某些確定的答案。“思中持久的因索是道路。”海德格爾鐘愛道路這一提法，他在講課時常建議學生應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探索之途而非所講的內容上。他表明他所講的道路就是老子的“道”：“一切是道。”

— —《海德格爾哲學概論》

文章來源@ 鳳凰網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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