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單從吃這方面來說, 江志鴻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經讓我們家提前進入了“小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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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全民故事計劃的第692個故事—
一
母親1977年嫁給我父親時,剛滿19歲。生下我兩個姐姐后,1982年,她又懷上了我。我的父親是個酒鬼,也是個賭鬼。喝醉了酒,他就罵人,甚至打人。
母親幾乎每天都被他罵,十天半月就被他打一次。沒錢喝酒了,他拿著家里的糧食出去換酒。母親心疼糧食,免不了要說他,說得他火了,就免不了挨一頓暴打。
1982年的10月,我父親因為賭博和人發生打斗而傷人致死,被當眾槍斃在我們鎮里的水庫大壩下邊,同被執行槍決的還有另外三個人。那天艷陽高照,很多人聽說在水庫大壩開公審大會,大呼小叫奔赴鎮里去看熱鬧。母親肚子里懷著五個月的我,帶著我四歲的大姐和兩歲的二姐,沒有眼淚,沒有悲傷,只有不知何去何從的茫然。
1983年正月初三,母親生我時難產,被送到了醫院。醫生說,我們母子倆都從鬼門關里闖了一回,只是,母親從此再也不能生育了。
我是八個月的早產兒,生下來才兩斤二兩,像只小兔子一樣。我的乳名叫小兔,就緣于此。后來我長大了,母親才對我說:“俗話說七活八不活,你生下來那么小,能活下來,算你命大。”
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家里家外,既要做男人,又要做女人,缺吃少穿,我的爺爺奶奶不但不幫她一把,還經常對她指桑罵槐,她感到自己實在是撐不下去了。
父親死后只過了半年,江志鴻的姑媽就上門給母親說媒了,說要把母親介紹給他。她講了江志鴻的基本情況:長得丑,臉上有一塊三個指頭大小的醬紫色胎記,,不過長得高大健壯,能干活,有力氣,勤快,為人和善,人緣好,家庭條件還不錯 。
江志鴻是獨生子,因為相貌問題,再加上他父親是右派,三十多了一直單身。他父親解放以前是大學生,解放后當了中學老師,吃國家糧的,五十年代后期被打成右派,回到村里務農。他父親打成右派后,他母親抑郁成疾,六八年走了。七八年他父親平反,補發了二十年工資,辦了退休手續,可惜了,剛平反才兩年就去世了。
父親去世后,江志鴻用他留下來的那筆退休金,在馬路邊的自留地上蓋了一座上下兩層的紅磚小樓,在當時的村子里,顯得氣派洋氣。他想,房子修好了,也許能夠娶妻生子,傳宗接代。
母親的條件很簡單:第一是不喝酒不賭博,第二是不嫌棄她不能生孩子,第三是對她三個孩子不能看輕,第四是要勤快。至于房子,只要有個住的地方就行。外表長得再怎么丑,她也不在乎。
江志鴻只抽煙,不喝酒,至于賭博,他根本沒沾過手。他說:“不能生就不能生嘛,我把三個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養,不也一樣嘛!”
有了江志鴻這句話,母親這才真正心動了。1984年春節,江志鴻和母親結婚了。
這一年,江志鴻三十八歲,母親二十七歲。
江志鴻從鄉政府租了一臺裝飾一新的大卡車,帶上一隊人馬,十二擔皮籮,半頭大肥豬,六條大草魚,六只大公雞,把母親和我們三姐弟風風光光地從我外婆家接到了他那座紅磚小樓,熱熱鬧鬧辦了一場婚禮,擺了八桌酒席,花錢請來鄉里的電影放映隊,在村里放了兩場電影。
母親責怨他:“我一個二婚女人,辦什么婚禮呀?搞得興師動眾的,浪費那么多錢,你錢多么?扯個結婚證,請親戚們吃頓飯不就得了么?你不怕別人笑話呀?”
江志鴻的八字眉豎起來:“誰敢笑話?誰笑話我撕誰的嘴!”
然后他語氣緩和下來,對母親說:“這是我們的喜事,一輩子的事,當然要熱鬧熱鬧!什么叫浪費?二婚怎么啦?二婚就不是喜事了?就不應該辦婚禮擺酒席了?況且我可沒把你當二婚,我只把你當個剛出嫁的妹子看待的,別人怎么嫁閨女,我就怎么娶你!”
一番話,把母親說得淚花兒在眼眶里打轉。
二
我對江志鴻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天總是天不亮就起床。 他起床后,滿院子就熱鬧了,咯咯咯的雞叫聲、嘎嘎嘎的鴨子叫聲、以及牛欄房里水牛的哞哞聲、再加上屋后林子里的鳥鳴聲,此起彼伏,互相交織在一起,像早晨快樂熱鬧的交響曲。
待我們起來,天已經大亮,江志鴻喂了雞鴨,剁好了豬草,把豬食煮在了煤爐子上,到地里干活去了。
他回來時,要么是挑了兩捆柴禾回來,要么是挑了一擔牛草回來。
農閑的時候,他就去附近的石灰廠打炮眼,抬石頭,去山上給鄉政府的鋸木廠砍伐樹木,砍倒后,再把樹木扛到山下的馬路邊。
這些都是最繁重的體力活,沒有強壯的體力是根本吃不消的。
我們村有一個造紙作坊,在村后山上的竹林里。作坊里需要一個有力氣又不怕苦的人去“踩料”。所謂“踩料”,就是把浸泡在石灰水池里的竹條撈上來,放在作坊里一個兩米多長半米寬三十公分深的石槽里,用腳把已經泡得軟爛了的竹條踩成漿。
江志鴻沒跟母親商量,自己攬下了這份差事。
造紙師傅和曬紙師傅都是白天做工,竹漿必須晚上備好。每天從莊稼地里回來,吃了晚飯,江志鴻就急匆匆趕往山上,半夜后才回來。他沒回家,母親睡不著。做了大半夜的苦活,他又困又餓。母親給他下了面條,面條里邊臥了個雞蛋。江志鴻責怪母親:“雞蛋是留給孩子們的。我吃了,孩子們吃什么?你說我能吃得下去嗎?”
一句話,讓母親無言以對。
半夜后才睡覺,一大早就起床,每天只睡了四五個小時,白天晚上都要做繁重的體力活,兩三個月之后,江志鴻盡管打腫臉充胖子,苦撐著,但他經常在床上翻來覆去,腰酸背痛。而且,比以前瘦了很多。
母親對江志鴻說:“你這是不要命呀,你身體垮了,不是害了我和孩子?你要是有個什么好歹,我們怎么辦?”
但是,江志鴻根本不聽母親的,他在那作坊里一干就是五年 ,直到最后因為造出的紙張賣不出去而倒閉。
我們家后邊有一塊平緩的坡地,大概有一畝地大小,全部是大理石石頭,石頭上面只覆蓋了薄薄一層泥土,根本種不出莊稼,卻頑強地長滿了雜草和蘆葦。
江志鴻腦子活絡,打起了那塊坡地的主意。
江志鴻砍來竹子,用竹條扎成一兩米高的籬笆,把坡地圈起來,在里邊圈養了幾十只雞鴨。他覺得養豬劃不來,把兩頭大肥豬賣了,用養豬的糧食喂雞喂鴨。他叫母親每天煮一大鍋紅薯,把煮熟的紅薯攪碎,拌上米糠、玉米、高粱、剁碎的菜葉子和青草喂食它們。這樣,節約了很多糧食,而且,雞鴨吃下去營養更豐富,更容易下蛋。
雞鴨多了,下的蛋也多,多到我們吃不完。吃不完的,鄉政府趕集的時候,母親用籃子裝了,提到集市上去賣。
后來,江志鴻又學會了殺豬。我們家的房子在馬路邊,是沿河兩岸十幾個村子通往鎮里的必經之地,從早到晚,來來往往的人多。他于是想到了一個既可以掙錢又可以每天讓我們吃上肉的好路子,那就是去農戶家里買豬,然后再把豬殺了,在家門口賣肉,自己賺取工錢和差價。
做什么生意都有個起步的過程,剛開始,殺一頭豬,要一整天才能賣完。慢慢地,知道的人多了,而且他從來不缺斤少兩,顧客也多了,一頭豬一個早上就賣完了。
豬骨頭那個時代很少有人買,江志鴻把骨頭上的碎肉細心地一點點剔下,每天可以收獲一小碗,母親配上各種小菜炒了,成了我們每日餐桌上的標配葷菜。母親又把那些剔光了肉的骨頭放在鍋里,加入桂皮、茴香,倒進清水,把鍋架在煤爐上,大火燒開,然后小火慢燉一天,漸漸的,濃郁的香氣在屋里飄升繚繞。晚飯的時候,母親用骨頭湯下面條,再在每個人的面條里加上一個煎蛋,放入香蔥和調料,那就是我們最美味的晚餐。
現在想來,如果單從吃這方面來說,江志鴻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經讓我們家提前進入了“小康”時代,他不但讓我們吃得飽,而且讓我們吃得好、吃得香、吃得有營養。
三
母親和江志鴻結婚時,我大姐已經五歲,開始懂得了一些事。 我和二姐從小就開始叫江志鴻爸爸,只有她,直到上了高中,都沒叫他一句。 小時候,母親要她叫,她竟然說: “他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 他長得那么丑,我才不叫他爸爸,丟死人了! ”
母親被她氣出了眼淚,把她打了一頓。江志鴻卻責怪母親說:“孩子那么小,不懂事,不叫就不叫嘛,你怎么能隨便打她呢?”
雖然我們三姐弟不是江志鴻親生的,但他對我們比親生孩子還要好。無論是吃的,穿的,他都沒有虧待過我們。我們再怎么淘氣,他也從沒打罵過我們。
倒是母親,我們因為經常淘氣,屁股上隔幾天就會挨她手中竹鞭的一次抽打。
1992年,我大姐上初二,在學校一次做廣播體操時呼吸急促,心跳加快,送到鎮里醫院,醫生要父親趕緊帶她去市里做個全面檢查,很可能是心臟出了問題。到了市中心醫院,被確診為先天性左心室間隔缺損。
父親感到奇怪,問醫生,既然是先天性心臟病,為什么長到十五歲了,一點癥狀也沒有?醫生說,那是以前病情不嚴重,所以沒有任何不適癥狀。但是隨著年齡的增加,心臟的負荷逐漸加大,功能就會出現異常。
江志鴻著急地問醫生:“能治好嗎?”
醫生說,她心室缺損還不是非常嚴重,沒有影響到肺動脈,做過手術之后,就能徹底治愈,心臟功能會恢復到和正常人一樣,以后的勞動和運動基本不會受到影響,壽命也和正常人沒什么差別。
然而,手術費用要四萬塊錢。
江志鴻找遍了所有親戚朋友,又挨家挨戶找了村里所有人,總共借了六千多塊,然后又找村委會開證明,到鄉里信用社借了五千元,最后把家里的兩頭水牛賣了,把山上的樹木和竹子賣了,這樣東拼西湊,湊了還不到一萬六千塊錢,手術費用還差了兩萬多。
最后,沒有辦法了,江志鴻想到了他那座八二年建好的紅磚樓。十年過去,那座樓房看上去還是新的一樣,在村子里那些新建的樓房中間,依舊顯得很氣派。
九幾年的時候,我們那一帶的農村,很多人家都在建新房。我們村里的劉叔那時在鄉政府租了一座土磚屋開了個鋸木廠,他看中了我家的房子在馬路邊,而且房子后邊和左右兩邊都有很寬寬的空地,如果他買了我家的房子,把鋸木廠從鄉政府搬過來,那么他不但不用建新房,而且以后還省去了每年的租金,從長遠來算,是一個不錯的投資。
在村干部的見證下,江志鴻和劉叔簽了一張買賣房子的合同,連同房子周圍的地皮一起,以五萬塊錢的價格,把房子賣給了劉叔。然后,他把以前父母留下來的老宅——一共四間土磚房,打掃檢修了一下,我們一家子便搬了進去。
大姐的手術很成功,身體很快就恢復了正常。雖然醫生說她可以參加正常的體力勞動和體育活動,但江志鴻還是不讓她做太多體力活,只讓她做些簡單的家務。他去學校找了老師,要老師不讓她參加跑步、打籃球之類的體育運動。
大姐從醫院手術回來,我們三姐弟擠在一間屋子里,我二姐對她說:“爸爸為了救你,把樓房都賣了,你怎么還不叫他一聲爸爸呢?你真是沒良心!”
大姐抱著二姐,忍不住嗚嗚哭了起來,大顆大顆的眼淚掉下來,打在二姐頭上。她說:“我對不起爸爸,我……其實很早以前就在心里叫他爸爸了,可是,要當面叫他,總是叫不出口,你說,我是不是一個壞人呀?”
我馬上跑到江志鴻和母親面前,把大姐的話在他們面前重復了一遍。
然而江志鴻只淡淡地回了我一句:“還用你說?我早看出來了!”
四
我們以前的老宅周圍沒有多余的空地,沒有地方養那么多的雞鴨了。 更重要的是,老宅不在公路邊,在山坡上,江志鴻沒有地方賣豬肉了。 這樣,江志鴻失去了賺錢的門路,而我們的餐桌上,很長一段時間,又變成了清湯寡水。
江志鴻從鎮里的廢品收購站買來一輛廢舊腳踏三輪車,經過自己改裝,踩著它每天一大早沿著公路兩邊的村子重新賣起了豬肉。這樣走家串戶地賣,比以前守在家門口賣,生意更好。加上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好,每家隔三岔五就要買一次肉吃,有時他只要走過一兩個村子,半個早晨不到,一頭豬就賣完了。
公路上到我們的土屋這邊,只有一條窄窄的田間小道,根本過不了三輪車,江志鴻只好把三輪車寄放在劉叔家,也就是以前是我們家的那座紅磚樓里,第二天早上殺了豬,直接把豬肉挑到三輪車上面去賣。他丟不下賣肉這一行當,當然是為了掙錢,這在當時的農村,也算得上是一門手藝。還有一點,就是為了能讓我們每天能吃上肉。
那時我們三姐弟一起上學,江志鴻經常鼓勵我們說:“只要你們努力,能考上高中、大學,我砸鍋賣鐵也送你們上!”
母親笑著說:“也不知道你還有多少鍋多少鐵可以賣?”
江志鴻說:“你就放心吧,只要他們成績好,我就是拼了老命也不會讓他們輟學的!”
我們村里好些女孩子讀完小學就不上學了,江志鴻經常感嘆說:“哎,可惜了,孩子不讀書,好比養頭豬,難道女孩子就不要讀書了嗎?都什么年代了,還和舊社會一樣!”
我大姐雖然脾氣倔,但腦瓜子機靈得很,從上小學開始,成績都在班上名列前茅,每個學期都會拿回來幾張獎狀,通知書上面,每一門功課的成績都是九十分以上。老師來家里家訪,都說她是大學生苗子。
江志鴻卻總是對來家訪的每個老師說:“不能老是表揚她,等一下她飄飄然了,飄飄然就麻煩了,毛主席說的,驕傲使人落后,有缺點就要批評,!”
1996年,大姐考上了華南師范大學。她拿著錄取通知書一路飛跑回家,沒進家門口就大喊:“爸爸,媽媽!”
江志鴻正坐在堂屋里編簸箕,母親在他旁邊給我們納鞋底。大姐一手高高舉著手中的錄取通知書,咣的一聲推開門,大聲喊道:“爸爸,媽媽,我考上大學了,我考上啦!”
大姐終于第一次叫江志鴻爸爸了。
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還有大姐那一聲“爸爸”,讓江志鴻激動得老淚縱橫。
大姐說,她那天叫江志鴻爸爸,完全是無意識的,她實在是太高興太興奮了,只想把那個好消息盡快告訴他們。這印證了她說過的那句話——在她心里她早就叫過他爸爸了。
我問大姐為什么要報考師范大學,而且還要考廣東的師范大學,大姐說,家里沒錢,上師范大學不用交學費。至于她為什么要考到廣東去,是因為廣東的冬天不冷,將來畢業了她想在廣東工作,在那里成家,等爸媽老了,就把他們接到廣東去養老。
五
我和二姐的成績在班上都只屬于中等,初中畢業后,二姐考上了我們鎮里的八中。 在那時,只有考上縣里的一中和二中,才有考上大學的希望。 二姐不想去讀八中,想去廣東進廠打工,可是江志鴻說: “不管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學,多讀三年書,多多少少要學點東西,對你將來總是有好處的。”
然而二姐只在八中讀了一年,說在那里什么都學不到,完全是浪費時間和錢米,無論江志鴻和母親好說歹說,死活不愿意去了。第二年,她跟著村里幾個女孩子,一起到深圳打工去了,進了一家電子廠,做了流水線上的一名普工,這年她才十七歲。
也就在這一年,平時成績并不怎么突出的我竟然以全校第五名的成績考上了縣二中。江志鴻笑逐顏開,親自挑著行李送我到學校,幫我交了學費和伙食費,再三囑咐我在學校要認真,要努力,千萬不要貪玩,不要三心二意。
我開玩笑說他像我母親一樣婆婆媽媽。他笑嘻嘻地說:”嘿嘿,怎么能不啰嗦呢?現在,你大姐不用我們操心了,你二姐呢,操心也沒用,打工去了,這一輩子我們就只能指望她將來找個好人家。現在我和你娘一心盼著你像你大姐那樣為我們爭口氣,考上大學,那我們這一輩子,也就值了……”
高一時,我的成績依舊在班上中等,如果一直保持下去,也許能考個一般的大學。但是高二那年,我迷上了武打小說,課堂上把數學課給耽誤了。數學不比語文、歷史這樣的文科類課程,耽誤幾堂課可以靠自己補上來,數學課只要一堂課耽誤了,如果不趕緊找老師補上,就再也跟不上了。
期末考試,我的成績直線下降到倒數幾名。
每次放月假回去,江志鴻都要問我學習怎么樣,我不敢正眼看他,把頭扭向一邊,吞吞吐吐回避著他的追問。
從我的表情里,他似乎已經知道了一切。
但他還想證實一下。
有一天,下著鵝毛大雪,我正在上課,班主任把我叫了出去。走出教室,我一眼就看見江志鴻穿著一件臃腫的棉襖,頭上戴一頂棉絨帽子,雙手插在袖口里,瑟瑟縮縮站在走道上,一張臉凍得通紅。
他說這段時間他在山上挖了一百多斤冬筍,就特意給我們班主任送了十幾斤來,主要是想向他問問我的學習情況。
他雖然努力地想要裝出平靜和淡定,但我還是看出了他眼神里的失望和悲傷。他一句話都沒有責備我,只是結結巴巴地說:“我,什……什么都曉得了……即使這樣,你也不要……破罐子破摔,考不上,還可以復讀嘛……”
他抬起一只手去擦眼睛,然后轉過身,低著頭,彎腰弓背地走進了茫茫大雪之中,走了幾步,他又回過頭來,說:“沒事,考不上就復讀一年!”
我畢業考試都沒通過 ,出校時只拿了一張結業證書,更別說考大學了。江志鴻要我去復讀,他說:“復讀一年不行就復讀兩年 ,兩年不行就三年!”
我沒有聽他的,因為我心里清楚,我的數學成績永遠趕不上了,而數學是最主要的科目,數學趕不上來,哪怕我再復讀十年也沒有用。
那段時間我心里焦躁而茫然,不知何去何從,動不動就對江志鴻和母親發脾氣。我整日把自己關在家里,閉門不出。江志鴻在我面前顯得小心翼翼,對我說話都要放低了聲音,生怕一下子就惹出我的無名火。
而我的母親卻沒有他那樣的耐心,說:“你還要你爸對你怎么樣?叫你復讀你不去,你能怪誰?別以為誰都欠你的,要么你干脆像你二姐一樣,去深圳打工吧!”
這一年,也就是2001年的十月,我報名參加入伍體檢,竟然過了,江志鴻和我母親的眼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我入伍當兵了,在衡陽空軍氣象訓練團訓練學習八個月后,被分配在甘肅空軍白銀場站。
我沒有讓他們失望,在部隊,我雖然報考軍校名落孫山,但在服役的第二年就入了黨,立了三等功,在全師專業競賽中獲得第一名,成了我們場站氣象臺探空班的技術骨干。留隊一年之后,2006年,我被正式轉為中級士官。
六
我二姐在在深圳打工的第三年,也就是 2002 年的春節,帶回來了她的男朋友。
大姐也回來了,她已經大學畢業,應聘到了廣州一所高級中學擔任高一的語文教師,而她還有更高的理想,準備一邊工作,一邊參加研究生考試。
二姐男朋友比她大五歲,是她們廠的QC主管,叫黎小軍,長得英俊高大。二姐長得小巧秀氣,在他身邊,用小鳥依人這個成語來比喻是最合適不過了。二姐像一只黏人的小貓,在家里也老是挽著他的胳膊,害怕一不小心就會把他弄丟了一樣。母親把她叫到一邊,說:“你看你像什么樣子,在家里也拉拉扯扯的!”
二姐撅起小嘴,向母親做了個鬼臉,說:“我就要拉著他,怎么啦,我喜歡!”
我們一家子都對這個黎小軍沒什么好感,主要是覺得他太沒有教養。他從不主動和我們說話,甚至沒叫過江志鴻和母親一聲叔叔阿姨。早上吃早飯了,他還賴在床上。二姐喊他起來后,他像個公子哥們一樣,把雙手插在褲兜里,叫二姐給他倒洗臉水。
江志鴻非常生氣,偷偷對二姐說:“我看你是鬼迷心竅了,你這是找了個爹呀!你給你媽倒過洗臉水嗎?將來有你好受的,趕快分手!”
二姐說:“要我和他分手,除非讓我死!”
二姐語氣的決絕,讓江志鴻一下子就像泄了氣的氣球,沒了脾氣。
大姐也說她,告訴她這個黎小軍沒修養,她聽了滿臉不高興,說:“我真想不清楚你們一家子為什么對他這么反感,他怎么你們了?你們也別再為我操心了,以后你們過你們的好日子,我怎么樣,我自己擔著,不用你們管!”
由于一家子都在說她,二姐過了正月初三,就帶著滿臉的郁悶和黎小軍去了深圳。
為了聯系方便,回家后大姐掏錢給家里裝了電話。我們三姐弟約定,每個星期天都給家里打個電話。
大姐那年正月十二回廣州那天,下著大雨,江志鴻送她到鎮里汽車站,大姐叫她不要送了,可江志鴻說:“想陪你走走,和你說說話。也許是老了,你和你妹妹剛回來又走了,你們三姐弟常年不在身邊,我和你們媽媽感覺心里空落落的。現在,我和你媽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妹妹了,自從見了她那個男朋友,我們整晚整晚地睡不著,總覺得她是在往火坑里跳。”
他的預感是對的,不到半年,有一次他和母親給二姐打電話,二姐在電話里嗚嗚咽咽,說黎小軍不是人,他另外還有女孩子,而且,不止一個,有三個。有一個晚上,他竟然還把一個女孩子帶到了二姐和他的出租屋里去了,兩個人都喝得醉醺醺的。
江志鴻氣得撂了電話,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大叫一聲:“畜牲 !”
不一會,他又把電話打過去,說:“你還舍不得那個畜牲嗎?還不趕快從他身邊走開!”
二姐說:“我懷了他的孩子了……”
江志鴻怕二姐出事,和母親商量后,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了鎮里,坐上了通往深圳的大巴車。到了深圳見到二姐后,他讓她從工廠辭了工,被扣了半個月工資也不在乎,二話不說把她直接帶回了家。他安慰二姐說:“這是好事呀,如果你和那畜牲結婚了,生了幾個孩子了,那你就真正跳進火坑,想跳出來都難了。現在你跳出來了,應該高興呀!”
回家后,母親陪著她去了醫院,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
此后,江志鴻和母親再也沒敢讓她出去打工。過了幾個月,江志鴻自己看上了一個朋友的兒子,那小伙子在鎮里租了一家門店做鋁合金門窗,生意不錯,人也長得不錯,主要是懂禮貌,有涵養。他于是找人讓二姐和他認識,兩人相處一段時間后便確立了戀愛關系,2003年冬天,他們結了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兒晶晶。
七
此后幾年,我們這一大家子好事連連。 我和大姐先后結婚成家,各自有了孩子。 我大姐研究生畢業后分到了當地的一家社科院工作,在廣州買了房。 我二姐也在鎮里買了地皮,建了一座三層高的小樓,兩個門面,一個出租,一個自己用來做生意。 我們把老家那四間土房子拆了,重新建了一座紅磚小洋樓。
我大姐每年冬天,都要把母親和江志鴻接到廣州住上兩三個月。
可是,2012年,我母親檢查出肝癌,過了沒到四個月就去世了。
江志鴻比母親大了十一歲,雖然長年累月地每天起早貪黑,忙碌勞苦,但他心態簡單,性格開朗,整天樂呵呵的,所以他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顯得年輕。母親五十四歲去世時,他已經六十五歲了,頭上卻還見不到幾根白頭發,身體依舊硬朗,腰背挺直,走路還是大步流星,腳下生風,還能挑得起一百四五十斤的擔子。而且,他還在種地,還每天天沒亮就去殺豬,踩著三輪車沿著馬路邊的村子賣肉。
母親的去世,仿佛從江志鴻的身體里抽走了他最重要的一些東西。他像一輛正在下坡卻剎車失控的汽車,急速地奔向衰老。他的腰彎了,頭發先是變成斑白,沒過多久就全白了,先前健碩的身體,幾個月之后,瘦了十幾斤。
我大姐把他接到廣州,準備讓他在廣州養老。可是,他住了幾個月之后,就說住不下去了。因為大姐兩口子要忙工作,外孫要上學,他一個人整天待在家里,沒地方玩,沒人說話,只要坐下來就打瞌睡。不像在老家,無聊時可以去村子里串串門,聊聊天,打打牌,一天的時間過得快,心里不會東想西想。
他對大姐說:“自從你們母親去世后,我感覺自己也活得差不多了。她只活了五十四歲,我干嘛要活那么長時間?她在,我活得還有點意思。她走了,我一個人有什么勁頭?現在我隨時都可以走,因為你們三個孩子都有了出息,都成家立業了,我沒有什么牽掛了。我早一點跟你們媽去做個伴更好。人老了,說不定哪天說走就走了,還是待在自己家里放心。”
母親去世的三年后,2015年11月15日,我們的父親,江志鴻也去世了。
口述:曾曉雄
撰文:寸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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