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殺線背后的歷史邏輯：中產為什么會變成天然的斬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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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隨著二猶對伊朗發(fā)起空襲，尤其是哈梅內伊被殺，在網絡平臺上，關于斬殺線的話題開始退居次席。

但就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規(guī)律、底層邏輯而言，斬殺線現(xiàn)象，是一個值得長期關注的問題，應該單獨聊聊。

首先強調，斬殺線并非美國特有的現(xiàn)象，而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客觀規(guī)律。

比如中國歷朝歷代王朝后期嚴重的土地兼并、人口買賣，就是對普通民眾尤其是原本處于小康生活狀態(tài)的自耕農的集體斬殺。

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每當秩序瓦解之際，斬殺線就必然會出現(xiàn)，或者反過來說，正是因為斬殺線的形成，才會導致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

所謂斬殺線，本身就是秩序崩潰的一部分。而在人類社會的分層結構中，處于中間層級的中產，則是秩序崩潰最主要的受害者，也是天然的斬殺對象。

這個道理并不復雜。

處于頂端的權貴階層，擁有制定規(guī)則、解釋規(guī)則、改變規(guī)則的權力，只要王朝沒有顛覆、秩序還在延續(xù)、規(guī)則依然有效，那就只有他們斬殺別人，而沒有別人斬殺他們。

在王朝覆滅之后，權貴同樣難以保全。

不管是黃巢起義的天街踏盡公卿骨，還是李闖入京后對明朝高官的拷掠，亦或是被吳三桂用弓弦絞死的永歷帝，都說明同一個邏輯——真正的亂世，沒人能夠自保，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帝。

盡管這個雕像的立意存在巨大的爭議，但確實展示了永歷皇帝悲慘的結局

但這些現(xiàn)象，并不能視為利益驅動下的社會性斬殺線，而只能視為斬殺線的反噬效應。

官逼民反與民不得不反，主動作惡與被動反擊，就跟現(xiàn)在二猶轟炸伊朗、伊朗發(fā)動反擊一樣，當然不能看做同等性質的問題。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任何私欲膨脹、肆意作惡、向普羅大眾揮舞鐮刀的利益集團，不管是以階級的形式，還是以國家、民族、宗教、納粹、日本軍國主義的形式呈現(xiàn)，最終必然引發(fā)歷史的報復性反傷，這同樣屬于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一部分。

處于低端的赤貧民眾，乃是既有規(guī)則體系下的失敗者，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但在亂世，勞動力是最不值錢的東西——再沒有斬殺的價值。

相反，苦大仇深的勞苦大眾天然敵視、抵制現(xiàn)行規(guī)則體系，對他們的斬殺，非但收不到足夠的經濟效益，反而會引發(fā)激烈的反抗。

因為費效比太低、風險太大，因此，不到萬不得已，權貴并不會主動將最底層的貧民納入斬殺范圍，尤其是有中產擋刀的時候。

相比處于頂層的權貴與處于底層的貧民，處于中間的中產，才是最天然的斬殺對象。

一方面，中產薄有身家，能夠滿足利益集團的貪欲。

另一方面，中產也是現(xiàn)行規(guī)則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與維護者，天然帶有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秩序瓦解的過程中，他們總是對舊體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氣。

既有錢、又軟弱，不斬你斬誰？

以歷史上的中國為例，歷代王朝由盛及衰，總是由土地兼并開始的，而土地兼并的對象，正是農耕時代最為典型的中產階級——薄有田產、堪稱小康、自給自足的自耕農。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官僚地主，一邊在發(fā)生天災的時候向貧民施粥、放貸，一邊又通過放貸，名正言順地收購農民的土地甚至是人口本身，將天災導向破壞力更加巨大的人禍。

強盜的屠刀高高揚起，善人的鐮刀卻隱藏在規(guī)則的袖子里，一切收割都是合法，甚至你反過來還要對善人感恩戴德，感謝他將你收為奴仆。

當大多數自耕農失去土地依托之后，中產階級階層跌落，原本非常穩(wěn)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也就變成了統(tǒng)治階級與底層貧民尖銳對立的二元化結構。

到這個時候，為了維持自己的貪欲，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統(tǒng)治階層，還是雖然同樣處于社會底層的胥吏、地痞、流氓等掠食者，都只能將鐮刀轉向身無立錐之地的失地農民，將他們逼成流民、暴民、起義軍，進而引發(fā)新一輪王朝輪替。

簡單歸納，對中產的系統(tǒng)性斬殺，意味著王朝已經進入衰落通道。

之所以引用中國的例子，是因為這種現(xiàn)象，在西方歷史上是沒有的。

但這并非西方更先進、更文明、更人道、更富裕、更科學，而是正好相反——相比古代中國，歐洲文明太過落后，根本不具備催生中產階級的條件，因而也就不會出現(xiàn)對中產的系統(tǒng)性斬殺。

要割韭菜，首先要種好地。

工業(yè)革命之前的歐洲，就從來沒有形成中產階級。

當時歐洲的社會結構，頂層是神職人員、貴族領主，底層是依附于貴族領主的農奴、佃民，自耕農、商人、手工業(yè)者可以算中間層級，但人口比例太小，并沒有形成足夠龐大的中產階級，更沒有形成穩(wěn)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網上經常有人問，為什么歐洲歷史上沒有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

原因之一，社會原子化。

歐洲從來沒有形成大一統(tǒng)的國家，小國內部也是諸侯林立，大大小小封建領主直接管控的領地才是真正的社會治理單元。

這種歷史現(xiàn)實，也反映在西方背景的影視劇中。

比如大家熟悉的《權力的游戲》，作為最大的諸侯之一，北境總人口也不過三、四百萬，而在瓊恩與三傻征兵時，大名鼎鼎的熊島，居然只能湊出60個士兵。

權游中的熊女

這種設定，與歐洲歷史非常吻合，國王級別的領主，名下可能有百萬級別的人口，小領主名下不過幾百人，湊幾十人打仗已經勉為其難。

由于領地分割、獨立運行，歐洲的農民起義，大多是針對自己的領主發(fā)起，卻很容易引發(fā)周邊領主的集體鎮(zhèn)壓，其影響局限在領地范圍內，屬于茶杯里的風暴，根本不可能形成氣候。

原因之二，缺乏思想啟蒙。

意識決定行為，要發(fā)起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首先必須讓農民誕生自我意識、反抗意識。

古代歐洲長期處于封建神權的籠罩下，宗教思想與貴族統(tǒng)治緊密結合，形成了穩(wěn)固的貴族領主制度，就好比三體之中的智子，徹底鎖死了底層民眾的思想。

作為莊園經濟的依附者，領民從思想到行為、從精神到肉體、從知識到身份都被徹底鎖定，不可能誕生普遍性的反抗意識。

沒有足夠的思想啟蒙，底層農民，絕對發(fā)不出“茍富貴、勿相忘”的感嘆，更不可能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

客觀評價，愚民確實有利于統(tǒng)治，但也確實不利于發(fā)展，而宗教則是最好的愚民工具。

同樣是在古代農業(yè)社會，率先完成世俗化改造、擺脫宗教束縛的中國，能夠突破封建制、建立大一統(tǒng)王朝，進而開創(chuàng)輝煌的文明、不斷形成文明盛世，但卻又因為思想的啟蒙、文化的普及，不斷引發(fā)農民起義。

而始終處于宗教控制之下的歐洲，卻一直被局限在神權與封建領主制下，不能形成文明合力，因而長期徘徊在極其落后的農業(yè)社會形態(tài)。

與此同時，因為占據人口絕大多數的領民，其思想被宗教束縛、其行為被領主束縛，歐洲也從來不會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

相比中國，歐洲歷史上成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非常罕見，歸根結底，無非就是宗教與貴族天命論的雙重馴化。

這種馴化效果，也即所謂的北美懦夫。

其三，土地制度。

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中，有一個最高的理想追求——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又有幾個前提條件，比如有教無類，讓每個人都接受教育、得到啟蒙；比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讓每個人都得到安全保證；比如民有恒產、耕者有其田，讓每個人都得到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

這里面，以耕者有其田為核心的民有恒產，乃是建立大同世界的物質基礎。

因此，自秦朝以人口、軍功為核心的授田制大獲成功統(tǒng)一中國以來，建立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狀態(tài)，便成為了歷代王朝的開國制度與立國根基。

這樣的理想狀態(tài)，只要能夠維持一、兩代人的時間，王朝就會進入太平盛世。

而中國歷史上的歷代王朝之所以由盛及衰，其共同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團無序膨脹，大肆兼并土地，形成對自耕農的集體斬殺，徹底破壞了耕者有其田的立國根基，最終引發(fā)王朝崩潰。

但在古代歐洲，土地的控制權屬于大大小小的領主，即便分配給領民耕種，也隨時可以調整、收回，農民對土地并沒有所有權。

既然歐洲歷史上的農民從來沒有真正擁有土地，自然也就不會出現(xiàn)所謂的土地兼并現(xiàn)象。

實際上，歐洲的土地兼并，主要體現(xiàn)為領主之間的戰(zhàn)爭。

歐洲歷史上的戰(zhàn)爭，總是貴族、騎士沖在第一線，原因就在于此，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土地打仗。而對于農民來說，戰(zhàn)爭的輸贏并不影響自己的利益，反正是種地，給哪個領主種都是一樣的。

歸納一下，歐洲歷史上沒有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與歐洲歷史上不存在斬殺線是一樣的道理——文明的高度不夠，基礎條件不具備。

要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首先必須要讓廣大農民擺脫對封建領主的人身依附關系與對宗教神權的思想依賴。

要形成斬殺線，首先必須要形成中產階級。

這就是校尉歸納的，中國之外無盛世。參見《中國之外無盛世：為什么只有中國才有王朝周期律》

因為沒有達到古代中國的文明高度，所以中國之外無盛世；因為沒有形成盛世，所以不會誕生中產階級；因為沒有盛世也沒有中產，所以古代歐洲沒有類似中國的歷史周期律，更沒有與歷史周期律共生的土地兼并現(xiàn)象，自然也就沒有中產斬殺線。

就此而言，美國出現(xiàn)斬殺線現(xiàn)象，至少說明，美國已經擁有了一個成型的中產階級，當王朝進入衰落通道的時候，既得利益集團可以通過對中產的集體斬殺為自己續(xù)命了。

對西方文明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原來只能啃草根的歐洲貴族，終于有韭菜可以割了！

自西漢以來，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只要催生了盛世，在盛世的慣性下，一般就可以延續(xù)兩、三百年。

大致說來，王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為恢復期，三、五十年后達到盛世，盛世通常持續(xù)兩、三代人的時間，然后隨著利益集團的膨脹，法律逐漸扭曲、秩序開始瓦解、土地兼并日益嚴重，直到形成社會性的中產斬殺線，將原本處于小康生活的自耕農推入赤貧狀態(tài)，最后陷入亂世，由盛及衰的時間，大致也是幾十年到一百來年。

作為對比，自從歐洲率先進入工業(yè)時代以來，西方的盛世，不管是富足程度還是持續(xù)時間，都突破了古代中國的巔峰，這似乎不存在疑問。

但根據自然辯證法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則，我們依然要兩看。

客觀層面，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尤其是從生產力水平低下的農業(yè)文明蛻變?yōu)樯a力水平高歌猛進的工業(yè)文明，人類社會的富裕程度肯定會大幅提高，與工業(yè)文明配套的社會制度的穩(wěn)定性、合理性也會相應提升。

套用一句話，那就是生產關系要與生產力相適應。只要工業(yè)文明的生產力發(fā)展沒有抵達盡頭，與之配套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自然也就能夠保持穩(wěn)定。

我們總不能指望，今天的西方政治體制，比中國古代的皇權體制還落后。

正因為工業(yè)文明的天花板——不管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不管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要比農業(yè)文明先進得多，因此，在工業(yè)社會條件下，國家或者說政治體制的生命周期也會比較長。

主觀層面，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能夠長時間延續(xù)，甚至超過中國歷史上的歷代王朝，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西方國家一直在主動向外轉嫁壓力、釋放風險。

我們知道，歐洲國家的工業(yè)化，建立在全球殖民的基礎上。說白了，就是通過對資源端的壓榨與對消費端的掠奪，極大地緩解了本土的經濟壓力。

即便如此，工業(yè)化之初，英、法等國的勞工處境也十分惡劣。但與中世紀在神權與領主雙重盤剝下的領民比起來，底層歐洲人的生活已經有所改善，所以他們的忍耐力也比較強。

這種轉嫁風險的模式，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走到了盡頭——殖民者的欲望是無限的，地球上可供殖民的土地卻是有限的，為了爭奪殖民地，歐洲列強必然走向正面沖突。

兩次世界大戰(zhàn)，其實原本都是歐洲列強的殖民內戰(zhàn)，屬于典型的狗咬狗，誰都不比對方干凈。只不過到二戰(zhàn)后期，增加了殖民地解放、民族獨立、反抗法西斯的正義屬性。

二戰(zhàn)之后，通過直接控制殖民地轉嫁壓力、釋放風險的模式玩不下去，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發(fā)明了新的隱性經濟殖民模式，也即通過對全球經濟、貿易、金融體系的控制，制定更有利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游戲規(guī)則，進而掌握全球產業(yè)分配權與商品定價權，達到繼續(xù)盤剝第三世界國家的目的。

校尉一直認為，說中國是發(fā)達國家粉碎機，其實很大程度上屬于誤解。

中國只是將原本西方發(fā)達國家主導的畸形工業(yè)品定價機制，向合理的方向糾偏。只是矯枉必須過正，在糾偏的初期，為了搶奪市場、拿回定價權，我們必須把工業(yè)品的價格打得比正常的還要更低一些。

扯得有點遠，回到中產與斬殺線。

外界普遍認為，西方國家全面進入中產階級社會結構，是在二戰(zhàn)以后，大致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也被稱為西方的黃金三十年。

歷史發(fā)文中說過很多次，國家要想保持長期穩(wěn)定，必須擁有主體民族以及與之配套的主流文化，在此基礎上，如果再能夠形成中產階級，那就是盛世。

古代中國的盛世，不管是漢初的文景之治還是唐初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雖然都只是農業(yè)文明條件下的小康社會，但確實形成了占據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

以此衡量，雖然西方國家很早就進入了工業(yè)社會，但真正的中產階級、真正的盛世，也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才形成，這也是西方歷史上唯一一次屬于全體民眾而非貴族領主的盛世。

這個盛世的出現(xiàn)，同樣離不開四大歷史條件。

其一，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修復。

大亂之后必有大治，這是歷史客觀規(guī)律。

其二，生產力的提升。

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成果在戰(zhàn)后得到普遍應用，第三次工業(yè)革命同時也得到了開啟，這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提升，質優(yōu)價廉的工業(yè)品不斷涌現(xiàn)，為西方國家集體進入中產社會奠定了物質基礎。

其三，蘇聯(lián)的制約。

二戰(zhàn)結束之初，蘇聯(lián)模式給西方民眾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為了維護形象，西方政客與資本家不得不主動向工人讓利，進一步推動了中產階級的形成。

其四，生產關系的轉變。

早在二十世紀初，以福特為代表的開明資本家，就敏銳地意識到了舊薪酬分配體制的弊端，主動提高了工人的薪酬待遇。

而經歷過三十年代經濟危機之后，以羅斯福為代表的開明政治家，同樣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一切以資本為中心的致命缺陷，開始采用社會主義手段來治療資本主義的痼疾。

這是在西方國家內部，在國際社會，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確立，關貿總協(xié)定（也即后來的世貿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性的貿易、金融組織登上了歷史舞臺，具有極大欺騙性的隱性經濟殖民體系，取代了舊殖民時代赤裸裸的掠奪。

雖然隱性經濟殖民體系同樣是不公平的，但客觀上催生了真正的全球大市場，有利于全球經濟的發(fā)展。

可見，西方國家于上世紀中期集體進入他們歷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王朝盛世，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而隨著歷史背景的變化，盛世也會隨之變遷。

戰(zhàn)后修復屬于特殊歷史階段的報復性反彈，不可能持久。

蘇聯(lián)解體，西式民主取得絕對勝利，以致于福山這種半吊子學者喊出了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聲稱西式民主乃是人類文明的終極制度。

在這種盲目樂觀的情緒中，西方民眾進入一切都是西方最好的普信狀態(tài)，西方政客與資本寡頭則失去了最后一絲忌憚。

由于西方政客與資本寡頭失去制約，他們組合而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快速進入無序膨脹階段，飛快地滲透、破壞、篡改了原本相對合理的國內規(guī)則體系，而隨著內部規(guī)則的失效，中產階級自然也就變成了各種利益集團競相斬殺的對象——快樂教育、大學貸款、法律陷阱、醫(yī)療陷阱、藥品毒品化，任何一個具備專業(yè)優(yōu)勢的集團，都把自己的職業(yè)技能轉變成了收割技能。

在國際上，由于資本在利益的驅動下大搞去工業(yè)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開始啟動工業(yè)化進程，在國際產業(yè)鏈與國際經貿體系中的生存能力與話語權逐步提升，原本只有利于西方國家的隱性經濟殖民體系，反而為新興國家與西方國家正面競爭提供了相對公平的環(huán)境。

也就是說，西方國家不僅失去了對內部生態(tài)的平衡能力，也失去了對國際生態(tài)的控制能力。

與此同時，產業(yè)轉移還帶來另一個必然的后果，那就是科技革命、工業(yè)革命不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

相反，隨著中國全工業(yè)品類的建立與發(fā)展，在幾乎所有的科技領域、工業(yè)領域，中國都在快速打破西方國家的壟斷地位，形成了全領域的彎道超車效果。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根本沒有心思審視自身的制度缺陷，反而一邊向外甩鍋、對內粉飾，一邊向自己的支柱——中產階級，揮起了十八米長的大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