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新良：六十自述

我于1944年夏歷8月14日(公歷9月30日)出生于河北省正定縣(今屬石家莊市)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在極端貧困中度過了人生最初的歲月。由于缺乏必要的營養，大約從我記事開始，直到入學前，一直生病。只是由于祖母和父母盡心呵護，方才長大成人。如今，我的祖母和父親都已過世多年，我的母親也年逾八旬，想起兩代老人的養育之恩，我總是充滿著無限的感恩心情。

1951年春天，我和許多同齡兒童一起入學讀書。由于當時還使用舊式教學方法，動輒體罰學生，而自己又年幼不懂事，一度十分厭學，經常逃學。這時，我的年近七旬的祖母對我煦煦愛惜，每天早晨親自送我上學。我的班主任老師也很有辦法，每天早晨在黑板上貼幾張紙剪的大紅馬，誰先到教室拿到大紅馬，就在課堂上表揚誰。我的父親上過小學，愛看閑書，冬閑夜長，經常給我講一些歷史小故事，還教我打算盤。由于他們的共同努力，才使我進入了正常的學習生活。但是因為功課上欠賬太多，1954年升學考試時，我成了落榜生。為了使我繼續學習，父親被迫每月交出一元學費(當時一元錢能買一斗糧食)送我到六里之外去上民辦高小。看到其他小伙伴上著近在咫尺、交費很少的國立高小，而自己卻須花費許多錢披星戴月地去上民辦高小，心中自然感到羞愧。比起以前，讀書也相對用功。這樣，兩年之后，我順利地考取了石家莊市河北師大附中初中部。

在河北師大附中初中部學習的三年，是我一生中頗覺幸福而且值得懷念的一個時期。其一，這所學校是師范大學附中，師資力量強，教學儀器完備，上生物課可以使每個學生都有一臺顯微鏡，上語文課配有留聲機，音樂課有鋼琴伴奏。圖書資料也相當豐富，可以自由閱覽各種期刊報紙和借閱小說。這些，都大大激發了我的求知欲。許多古今中外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母親》《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子夜》《蝕》及愛情、激流三步曲、《青春之歌》《魯迅小說集》都是在這時讀完的，從而使我對文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了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興趣愛好，學校還經常開展歌詠、朗誦、講故事各種比賽和游覽活動。其二，這時班內同學關系融洽，由于都值少年時期，性情單純，無憂無慮。而且每天走讀，上下學路上，你追我趕，互相打鬧，背誦課文，共解難題，內容異常豐富充實。所有這些，對我后來的健康成長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大躍進期間學制改革，初中畢業后，我在河北師大附中高中部只讀了兩年書。雖然時間不長，但卻相當艱難。當時正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糧食普遍短缺，尤其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大約半年左右的時間里，每人日均定量皆在半斤以下，逼得人們只好采野菜、挖草根、剝樹皮以求延續生命。因為我當時還在求學階段，每日往返二十里，祖母、母親往往將從生產隊公共食堂中領來的極其有限的食品多給我一些，而讓幾個妹妹少吃一些。后來，還讓兩個妹妹輟學，下地勞動。看到她們因長期饑餓而面呈菜色，腿上又浮腫透亮，我深覺慚愧，讀書愈加用功。由于在初中階段已經深深喜愛文史，而這時又分在文科班，于是，《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幼學瓊林》等書讀了又讀，從而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礎。而我的初高中階段的幾個歷史老師也都授課生動形象，引人入勝，無愧人師。在他們的影響下，1961年高考前，我即將南開大學歷史系作為第一志愿。一個多月后，出乎意料地接到了錄取通知書。從此之后，我的生命途程與南開結下了不解之緣。

進入南開使我好像小魚游進了大海，面對慈祥和藹、一身書卷氣息的鄭天挺、王玉哲、楊志玖等全國第一流的史學大師，面對超凡脫俗、頭角崢嶸的來新夏、劉澤華和氣度儒雅、誠懇熱情的陳栩、湯綱、王文郁、陳志遠、張友倫、俞辛焞、馬振舉等一大批學識淵博、年富力強的授課老師，我的心靈好像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凈化和洗禮，同時也激發了我強烈的求知欲望。數年之中，我不但上課認真聽講、作筆記，同時，還按照先生們的指導，利用課余時間，背誦《詩經》、《楚辭》,瀏覽《左傳》、《史記》,通閱《資治通鑒》、《明史紀事本末》、《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史學名著,積累了一定的專業基礎知識。除此之外，由于不定期舉辦學術講座，我還先后有幸目睹裴文中、吳晗、吳于廑等史學大師的風采并有志以史學研究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但是，從1963年開始，中國上空彌漫的“左”的歪風開始影響到教育界和學術界，讀書尤其是讀古書成了“走白專道路”、“搞封、資、修”的同義詞。政治運動越來越多，先是“四清”、“五反”,而后“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又降臨中國大地。我和其他同學一樣，只好把書本扔到一旁，身不由己地進入了運動狀態。而后畢業分配，十年之中，工作和生活都動蕩不定。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是不過數月，就被下放到杭州錢塘江邊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種地、喂豬、當炊事員。1970年夏再教育結束后，又像浮萍一樣不由自主地被分配到杭州機床廠作生產管理工作。由于反復折騰，到了這時，包括聽課筆記在內，所有與歷史專業有關的東西都遺失凈盡，我連知識也一無所有，真真徹底的“無產階級”了。

1971年，經我申請，調回原籍公社高中教書。直到這時，我才又和知識搭上了邊。雖然當時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降到了最低點，但是在學生和當地農民的心目中，我卻成了知識和文化的象征。不只上課時學生們屏息受讀，而且課余假期，他們也三五成群地到我的宿舍和家中請教知識。他們大多純樸善良，好學上進。感于他們的信任，我也盡我所知地回答他們的問題。數年之中，我們之間關系密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如今，他們大多已五十歲上下，其中不少人還事業有成，十分忙碌，雖然如此，還經常從原籍趕赴天津，重敘舊情并看望三十多年前的我這個老師。

粉碎“四人幫”后，國家撥亂反正，我由一個普通中學調入省立重點中學教書。這時，我得知國家恢復研究生考試制度，強烈的求知欲望驅使我謝絕了當地領導的盛情挽留而走上了考研之路。1978年秋，我接到錄取通知書，告別父母、妻子和兒女，再度重返南開。看到自己熟悉的師長和校園中的一草一木，我的心情十分激動，同時也感慨萬端：十數年大好歲月，就這樣一掠而過，實在令人痛惜不已。為了奪回已逝的歲月，我發憤攻讀專業典籍，同時，還在研究方法方面進行了極其艱苦的探索。這些技能，本來應在大學后期階段掌握，但是由于當時政治氣候惡劣，兼之以自己資質不敏以及沒有主動請教通人指點，以致年過而立，仍然是個門外漢。就在這時，我的導師鄭天挺先生及時地授我以“比讀”二字讀書法。按照這一方法，我將自己研究的清初八旗課題所涉文獻按其產生時代予以排隊并對其有關部分進行比較閱讀，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終于發現了為清代統治者隱瞞數百年的皇太極改旗這一對清朝政局發展影響至巨的重要史實。這一發現使得鄭天挺先生甚感喜悅并鼓勵我以此作為畢業論文。為此，我又用了一年多時間搜集證據，制成表格、長編并最后撰成論文，于畢業論文答辯之際得到導師和答辯委員們的普遍好評。而后，我又使用這一方法研究其他問題，也都屢試不爽，續有發現。一直到現在，我還非常慶幸當年報考了鄭天挺先生的研究生，憑他的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治學經驗，僅僅用“比讀”二字即凝練概括了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使我十數年來困惑不解的問題豁然開朗，終生受益。假如我當時膽怯，不敢報考這位國內第一流學術大師的研究生，那么在探索研究方法和后來的研究途程中，還不知要有多少彎路可走呢!

研究生畢業之后，作為史學研究隊伍中的一員，我長期從事清史基礎研究。繼研究生期間重點研究清朝關外發展階段之后，考慮到當時清史學界對于入關之后到鴉片戰爭以前的清史研究尚有待進一步深入，因而，這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又將研究重點下移到入關以后，先后通讀了道光以前的歷朝實錄和有關政書、傳記、文集、方志和部分原始檔案，陸續承擔國家社科項目三項并著成及出版自著、主編、參編《乾隆傳》、《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康熙皇帝全傳》、《清代中樞決策研究》、《明清時期中朝關系史》等著作十余部。在此同時，為了求真、求新、求深、求用，我還繼承鄭天挺先生和南開老一輩史學大師的傳統治學方法，對影響清代歷史進程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專題考據，陸續發表各種學術論文六十余篇。其中一些論著如論文《論皇太極繼位初的一次改旗》、專著《乾隆傳》還先后獲取省部級優秀論文、著作二、三等獎。同時，我所培養的博士生、碩士生也已有多人畢業，活躍在國內各地文化、教育崗位上。而我自己，則是學而后知不足。一是考慮到國際間學術交流蔚為風氣，前此自己封閉式的學術研究難以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因于知天命之年開始自學第二外國語——日語，并于1998年應日本東京國學院大學招聘，赴日研究一年，從而進一步拓寬了學術視野。二是看到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清代檔案史料陸續刊印行世，深感其價值不亞于殷墟甲骨、敦煌卷子和西陲漢簡，亟需學者專加探討以推動清史研究進一步深入。因于數年之前以康熙朝滿漢文奏折為切入點，傾盡全力，進行研究并計劃逐步將研究范圍下延到雍乾以后各朝。由于清朝歷代最高統治者保存文獻意識淡漠，不時處理信息垃圾及為保密需要或忌諱其中一些內容而有意隱瞞歷史真相、銷毀重要文獻和數百年來檔案文獻的自然殘損流失，由于一些文獻編譯質量不高，此項工作極為艱難，目前僅成論文數篇。雖然如此，但我仍時時以“自強不息”、“學不可以已”等古訓自勖，按照既定目標，在清代檔案文獻中摸索前進。我相信，經過自己的努力，一定會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并推動清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今年，是我花甲重逢之年。回顧自己六十年來的生命途程，我深深感到，是南開大學和我的老師們將我引上了人生正途，從而為文教和學術事業盡了一些微薄之力。眼見年已七八十歲我的師輩學者在課堂上風采不減且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而青年一代學者又紛紛脫穎而出，后來居上，占領一個又一個新的學術制高點，我深覺振奮和鼓舞，同時，也覺得這是對自己的激勵和鞭策。我決心以他們為楷模，繼續奮斗，自強不息，為清史研究的深入，為南開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主要論著

1.《乾隆傳》,(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

2.《乾隆皇帝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2月。

3.《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4月。

4.《康熙皇帝全傳》(主編兼第一作者),(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年7月。

5.《清史新論》(合著),(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

6.《正統帝、景泰帝傳》(第一作者),(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

7.《清代中樞決策研究》，（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

8.《中朝關系史——明清時期》（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9月。

來源：《南開學人自述》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