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及利亞文化機構從不正眼看他，3年譯完巨作，最后遺愿歸鄉

盡管如此，他還是把自己能付出的最大努力都給了阿爾及利亞，這種投入在別人身上并不多見。即便在最艱難的時期，他也選擇留在這里，面對暗殺和毫無意義的暴力事件。

他從未認真想過離開，盡管他本可以拋下一切走人。他一直留在阿爾及利亞，住在卡卜區的老宅里，照常工作、會友、授課，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

我曾在內戰最激烈的時候，在我位于阿爾及爾的家里問過他：為什么在黑色十年里，你一直留在卡卜區的家中，沒有離開，盡管危險近在眼前？

他深深吸了一口煙斗，長嘆一聲說：“瓦西尼，我并不完全屬于自己，但我屬于這個給了我那么多快樂、善意、關懷，以及許多安全感和信任的民族。我是教師，也是翻譯，但歸根到底，我還是一個信奉上帝為我們寫下命運的宗教人，而宗教人應當在一切事情上都盡量做到完美。我不愿把拋下那些在需要我時愛過我的人的痛苦留在記憶里；即便我腦海里閃過離開的念頭，我也做不到。”他一直留在阿爾及利亞，直到去世。

有一天，他剛翻譯完我的歷史小說《東方的灰燼》時，一邊像往常一樣抽著煙斗，一邊帶著那種短暫的沉思神情說：“瓦西尼，我從這部小說里學到了很多，關于我們這個時代，也關于更早的時代，還關于阿拉伯的悲劇——巴勒斯坦不過是這場悲劇最尖銳的表達。它是阿拉伯偉大悲劇的史詩小說，我已經非常清楚地理解了當今人類崩塌的本質。賽克斯——皮科協定并不是對世界的劃分，而是自那一刻起就在流血的身體上的一道深深傷口。

小說家說的話，遠比歷史學家說的話更有力量。他們讓歷史重新有了脈搏，而歷史學家只是在描述一個已經過去、已經死去的時代，仿佛自己與發生過或將要發生的事情毫無關系。小說家不只是寫作，他們還在生活，并帶著我們一起生活，仿佛他們講述的一切就在閱讀的當下發生；我們只有在合上書時，才會發現自己已經被他們講過的內容填滿。”

他說：“我無法接受這種說法。沒有人有權剝奪別人的國籍認同。他當時越過了紅線，我不可能對此保持沉默。”

馬克西爾·布瓦是我多年的朋友，但我和他的翻譯合作，是從《王子之書》開始的。就在他把這部小說的第一章完整譯成法語、并請我提意見的那一刻，我們之間新的合作關系就已經真正形成了。我的看法當然是積極的。他隨后請求獲得整部作品的翻譯權。

當時，法語版我的小說一直由出色的譯者卡特琳·沙里奧在阿克特蘇德出版社翻譯。不過，我還是提醒了他一件重要的事。

我對他說：“親愛的馬克西爾，我不想讓你在沒有事先簽約的情況下白白費力。最好我把你介紹給阿克特蘇德出版社，你們直接就《王子之書》的翻譯達成協議。”事情后來確實就是這樣辦成的，而這也給了我一個機會，把馬克西爾·布瓦作為一位重要譯者介紹給阿克特蘇德出版社，他也理應得到所有的尊重。從那以后，他就成了我在這家老牌出版社里正式登記的法語譯者。

還有一點很難不提。盡管年事已高、身體也有不少毛病，馬克西爾·布瓦在工作上始終忠誠而嚴謹，到了極致。他不會隨便翻譯，必須先對將要投入其中的那段翻譯時間感到踏實，覺得這部作品值得他花時間，值得他投入，也值得他面對那個時代。

我記得，在黑色十年最嚴重的時候，我的小說《蘿莉塔的手指》出版了，按理說本該由他來翻譯，而不是別人。讀完之后，他帶著一大堆意見來找我。他對小說很著迷，但也提出了許多道德上的保留，并要求我刪去很多帶有明確而密集性描寫的段落，因為那些內容涉及恐怖主義背景下的暴力。

我很直接地對他說：“馬克西爾，我知道你深厚的宗教信念會讓你無法翻譯這些段落，但如果刪掉它們，人物結構和小說結構也會失衡。你很清楚，這里的性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性，而是對女性所遭受的象征性傷害的極端表達。這種帶有強制意味的性，指向的是小說中某些人物的心理結構。

這樣寫的目的，是為了呈現罪行的程度，以及恐怖分子究竟能把罪惡推到什么地步。每當我們以為罪惡已經到底時，下面總還有另一層空洞，而他們會用自己的暴行去填滿它。”我們始終沒有達成一致，但我尊重他的立場。

它講述的不只是已經過去的歷史，也是一段正在危險擴張的時代，把阿拉伯世界的傷口變成了持續撕裂的空間。這部小說分為兩卷，超過1000頁，描繪了阿拉伯世界過去100年的圖景，從賽克斯——皮科協定一直寫到今天。馬克西爾花了將近三年才把它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