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允許戰犯打架，沈醉會被五人圍毆，另外六個將軍也會捉對廝殺

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第二零六師少將師長兼洛陽警備司令邱行湘有個外甥叫黃濟人，黃濟人采訪多名特赦戰犯寫了一本《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那本書里有這樣的描述：“黃維和董益三之間發生了功德林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理員聞訊趕來，通過嚴厲的斥責制止了這場行將擴大的‘內戰’?！?/strong>

黃維和董益三的那場打斗，黃濟人和沈醉、黃維都有描述，沈醉說是單打獨斗，黃維說是被包括“董副組長”和“王組長”在內的全組同學群毆。筆者考證了一下，發現那位也參與打斗的王組長并不是王耀武，因為王耀武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是學習委員，位在小組長之上且不兼任小組長，而且以王耀武的性格和身份地位，也不會參與那場違反紀律的斗毆。

不管是功德林還是其他戰犯管理所，打架都是堅決不允許的，黃維和董益三都受到了嚴厲批評，因為后果不嚴重所以沒給處分，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戰犯管理所允許打架，沈醉肯定會被五個人圍毆，還有多少將軍級戰犯想不想通過單挑解決個人恩怨、會不會捉對廝殺打得頭破血流，那還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當然知道，蔣軍是有內斗“傳統”的——老蔣在軍閥混戰中勝出，形式上收服了滇、桂、湘、晉諸軍，但很多地方派系都是“聽調不聽宣”，而且在混戰中都打出了真火，所以在解放戰爭時期還不忘互相拆臺掣肘扯腿，隔岸觀火都算“客氣”的了，即使是老蔣的嫡系，同為黃埔出身的將領，也是互相不服不忿，比如淮海戰役期間一同被包圍在陳官莊的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和第十三兵團司令李彌，就互相掐得很厲害。

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的文強在《口述自傳》和《徐州“剿總”指揮部的混亂》中回憶：“邱清泉和李彌為糧食的分配吵鬧不休，各個軍師團營也因為糧食鬧得如同水火一樣。李邱清泉、李彌之間鬧得互不相見，李彌的指揮部完蛋的時候，邱清泉便又大罵起來，李彌只好躲在杜的掩蔽工事中，整天不敢露頭。有關上層國民黨軍頭目間的矛盾傾軋，是一言難盡的。”

邱清泉被擊斃，李彌僥幸逃脫，如果他們也被俘進了戰犯管理所，要是沒人管控，肯定會大打出手。

邱清泉和李彌在戰場上都想保存實力，爭搶空投物資自然是不遺余力，他們吃飽喝足可能就沒那么多矛盾了，但沈醉跟另外五個人的仇怨，卻是吃得越飽越生氣——有四個保密局少將，就是因為在戰犯管理所吃得太飽，所以沒事就罵沈醉。

沈醉在《軍統內幕》和《我這三十年》中回憶：“我把徐遠舉、周養浩、郭旭、成希超交了出來，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電臺和外省遷往云南的十多部電臺、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務、潛伏電臺等以及潛伏組織一起交出……我唯一的苦悶就是和徐遠舉、成希超、周養浩等人關在一起，他們老是罵我‘賣友求榮’。”

保密局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西南特區正副區長徐遠舉周養浩，這四個特務少將原本是要在昆明轉機飛往臺灣的，他們落到昆明正趕上盧漢起義，掌管軍民機票的沈醉并沒有讓這四個“老同事”第一時間飛走，還向起義部隊和警察指明了他們的藏身之處。

沈醉說自己交出這四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盧漢已完全控制了機場，完全控制了整個昆明市區，他們坐飛機逃走是不可能了，若坐汽車逃跑，他們對昆明的地形又不熟悉。如果讓當地群眾或保安團抓住，可能當時就會遭到殺身之禍，不如我起義后，倒有可能將他們保住。在我自己的問題沒解決之前，他們也只好在獄中委屈一下了?！?/strong>

沈醉的話，那四個特務少將當然不信，也不領情，所以才有了周養浩在重慶戰犯管理所（白公館，各地戰犯學習改造的地方名稱不盡相同，只好統稱戰犯管理所）掄起板凳砸向沈醉的腦袋，宋希濂搶下周養浩的板凳，徐遠舉還挺生氣。

如果不是管理嚴格，不但那四個保密局少將可能圍毆沈醉，到了北京功德林，還有一個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少將高參、營口市市長、“國防部”中將部附的袁仲虎（袁鴻逵，字仲虎）也會跟沈醉玩兒命。

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哭笑不得地將遇到袁仲虎稱為“他鄉遇故知——仇敵”：袁仲虎當營口市長時被俘，釋放后回到云南宣傳我軍優待俘虜政策，被沈醉逮捕后再次變節，結果自然是在云南解放后被捉進戰犯管理所，他見了沈醉，自然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沈醉1956年從重慶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的時候，嚴仲虎已經當了學習小組副組長，并想把沈醉調到自己小組，這可把沈醉嚇壞了：“別人告訴我這個消息后，我知道大事不妙，他肯定是想讓我在他那個組里，好對我進行報復?！?/strong>

沈醉先發制人找到管理人員，講述了他與嚴仲虎的個人恩怨，好說歹說，才免于分入“嚴組”，而是進了鄭庭笈為組長的第二組——鄭庭笈是鄭介民的堂弟，沈醉曾經跟毛人鳳聯手坑過鄭介民，但鄭庭笈是正規軍人出身，不會跟沈醉計較，黃埔一期的浙西師管區中將司令兼金華城防指揮周振強也與沈醉有過節，但周振強像鄭庭笈一樣，不跟特務“一般見識”，也沒找沈醉的麻煩。

“保密局四少將”和嚴仲虎的個人恩怨可能最后也沒有化解，周養浩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不肯與沈醉一樣當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而是一門心思要去臺灣投奔蔣家父子，吃了閉門羹也不回來，不知道是不是不愿意跟沈醉再做“同事”。

沈醉承認：“我過去由于工作關系，除了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共產黨一些領導人，以及民主黨派中一些負責人受到過我的迫害和監視、盯梢、逮捕、打罵等外，在國民黨內也有不少和我是冤家的。連在戰犯管理所內，也有幾位和我過去還是仇人?！?/strong>

除了周養浩那“未遂”的一板凳，沈醉在戰犯管理所并沒有受到其他物理攻擊，這是因為戰犯管理所紀律嚴明，那些被俘的高級將領和特務不敢囂張，但互相之間的仇恨，有些是根本不可能化解的，比如原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和該兵團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就互相“惦記”了一輩子，如果條件允許，楊伯濤肯定會對黃維大打出手，黃維也不會束手待斃，這二人打起來，黃維也許要吃大虧——第十二兵團四個軍長全部被俘，每個軍長對黃維都是一肚子怨氣。

對黃維恨意最深的當然是楊伯濤，楊伯濤說黃維是個外行，黃維說楊伯濤那個“少將軍長”名不正言不順，頂多算“上校代理軍長”，兩人拳腳上打不起來，就打筆墨官司，我們細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也能看到黃、楊二人的唇槍舌劍互相攻訐。

像黃維、楊伯濤那樣的“冤家”，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至少還有兩對兒，他們就是同在萊蕪戰役中被俘的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李仙洲和第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浚，同屬黃百韜第七兵團又同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第二十五軍中將軍長陳士章和第六十四軍中將軍長劉鎮湘。

李仙洲和韓浚的個人恩怨從何而來，我們看《特赦1959》就能知道——那個名為“葉立三”的“刺兒頭”，歷史原型之一就是韓浚。

作為戰犯管理所“同學”，李仙洲寫了一篇《萊蕪戰役蔣軍被殲始末》，韓浚寫了一篇《萊蕪戰役回憶片斷》，兩人針鋒相對互相甩鍋，李仙洲甚至還把鍋甩到了王耀武身上，韓浚則把矛頭直指李仙洲——我們在電視劇中看到的葉立三臺詞，在韓浚的回憶文章中都能找到原文。

韓浚痛恨李仙洲屈從陳誠導致萊蕪完敗，要是有機會，他肯定要痛揍李仙洲一頓出氣，但能不能打過李仙洲，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李仙洲是在濟南鎮守使馬良辦的武術傳習所學習過三年的武術的。

韓浚痛恨李仙洲事出有因，陳士章被俘、黃百韜戰死，劉鎮湘其實也是要負一定責任的，陳士章在《黃百韜的起家和敗亡》中說第七兵團之所以沒能逃掉，全怪劉鎮湘太囂張：“多數人主張照兵團既定部署，兼程前進，趁解放軍主力尚未通過運河鐵橋，可安全抵達大許家，獨第六十四軍軍長劉鎮湘反對。黃百韜見各軍殘破，第四十四軍戰斗力又差，現在只有依靠第六十四軍這一個完整的軍，所以決計在碾莊圩固守待援，這樣就造成第七兵團在碾莊圩的毀滅?！?/strong>

第七兵團第二處（情報處）上校處長廖鐵軍也在《碾莊圩地區作戰回憶》中痛斥劉鎮湘：“黃百韜曾命令第二十五軍軍長陳士章率殘部出碾莊圩東口轉向南突圍，但該軍已來不及突圍，只軍長陳士章化裝逃跑，其余全部被殲。同時黃百韜寫了一封信給第六十四軍軍長劉鎮湘，命其率殘部向碾莊圩西北方向突圍，劉看信后說：‘突圍出去，重武器都丟光了，出去又有什么用？’該軍副軍長韋德、參謀長黃覺二人則同意突圍，認為出去有了人就有辦法，但劉堅決不同意突圍?！?/strong>

劉鎮湘的身上，頗有邱清泉的驕狂影子，但邱清泉戰死了，劉鎮湘卻穿著將官大禮服、掛上勛章被俘了——他之所以如此打扮，有人說那是為了避免被“誤殺”，而且被俘后還能享受較高待遇。

劉鎮湘拖了七兵團后腿，而且也不太聽黃百韜的指揮，陳士章追隨黃百韜多年，雖然嘴上沒少罵黃百韜，但心里肯定是恨劉鎮湘的。

同為將軍級特務的沈醉與徐遠舉等人有仇，兵團司令黃維和軍長楊伯濤有仇，軍長陳士章和軍長劉鎮湘有仇，這些“仇家”要是能在戰場上同心協力，那才見了鬼呢，黃百韜臨死前明確告訴“總統府少將參軍”、戰地視察官李以劻：“古人說，勝則舉杯相慶，敗則出死力相救，我們是辦不到的。國民黨是斗不過共產黨的，人家對上級指示奉行徹底，我們則陽奉陰違。”

在戰場上互相拆臺掣肘，進了戰犯管理所也積怨難消，讀者諸君可以試想一下：蔣家王朝的將軍級特務和中將司令以及軍長們如此勾心斗角，又豈能不一敗涂地？如果不是戰犯管理所紀律約束，還有多少個將軍級戰犯會“捉對廝殺”、打得頭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