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南京鳳凰國際書城,作家魯敏攜第十部長篇小說《此時此刻》,與作家、《南方人物周刊》總主筆蒯樂昊,主持人、心理咨詢師文嵐進行對談。
“我像一個種地的農民,每隔幾年就收一成東西上來。”魯敏這樣形容自己。寫了30多年,28部作品,450萬字——她謙遜地說,自己“還是一個不被很多人知道的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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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這個書名,本身就是一種態度。不寫唐宋,不寫民國,不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寫現在——我們剛剛一起度過的這五六年、七八年。
“當代當下的生活是非常跌宕起伏,熱氣騰騰,但是也充滿了難度。”魯敏說。寫過去有固定的審美或道德框架參照,寫當下,怎么把握那種整體氣氛?
但她還是寫了。因為她覺得,過去這幾年,有一種公共性的集體氛圍值得被記錄——我們太習慣從少到多、從低到高、從無到有,一旦節奏變了,速度放緩了,有人失去健康,有人失去金錢,有人失去情感,“這種失去的經驗,讓我時時刻刻心有戚戚”。
于是就有了《此時此刻》的主人公艾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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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宋江”的跌落與爬起
艾勝春是誰?用魯敏的話說,是一個“在經濟活動、經濟交往當中遭受了巨大的困境”的中年女性。
艾勝春是個前媒體人,有“女宋江”之稱——就是那種大家都信任她、跟著她干的大姐大式人物。她踩準了時代每一個紅利的點,積累了不少財富。然后,一次失敗的投資,不但自己賠光,還把一群好朋友一起裹挾了進去。于是,大家一起跌落。
魯敏說,她選擇寫這些“下墜的痛苦的失去的人”,因為“身上的人性的復雜度更高”。春風得意的面孔好寫,但未必有戲。
小說里還有一個角色叫郝莉,英文名Holly,詞根是“神圣”。同樣是投資失敗,兩個人的反應截然不同:艾勝春覺得“這些人沖我來的,我有責任”;郝莉說“他們是跟基金公司簽的合同,我也是受害者,我沒責任”。
一邊是情,一邊是法。魯敏在小說里最初想要探討的是:我們古老的人情信義和當代資本規則,這兩者在一個人身上交織的時候,你到底選哪一個?
聊到這兒,魯敏講了一個特別動人的細節。
她爺爺以前是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會計。那時候農民賣了牛、賣了豬之后,會把幾塊、十幾塊錢拿來存,那些鈔票上都帶著牲口氣味。“是存一年還是存三年?存死期還是存活期?”每一筆都要仔細算清楚。當時的計算單位精確到“厘”——分以下還有個厘,你沒法付給人家。爺爺就和村民心照不宣地把今天的幾厘記在賬上,等湊成一分下次再給。
每天晚上,爺爺盤賬,算盤一打,賬平了,世界才安寧平靜了。
“這是我對于世界認識的最初來源。”魯敏說。一方面是人情,農民覺得你可靠,把錢給你打理;一方面是資本的運轉,你代表著信用合作社,代表著信用。這兩件事是合在一起的。到了今天,這個鏈條會不會斷裂?
“我們都是過渡時代的人”
蒯樂昊提出了一個更理論化的框架:“我們都是過渡時代的人。”往上幾千年的人情社會,往下是資本進入后的法治社會、契約社會。我們身處其中,“都是低齡的財富的孩子”,必然會有撕扯。
她直言:如果是自己遭遇了那樣的事,可能也會像艾勝春那樣去選擇承擔;但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惹了禍,別人找上門來,肯定主張“你去告他”。這是現代人的本能反應。但艾勝春選擇的是另一種,硬扛。
“如果我們都去歌頌這個東西,或者說一味地講這個東西,其實是不是也是一種偏頗?”蒯樂昊反問,“如果永遠有一個仗義的人來給你兜底,整個社會永遠學不會。”
為了寫作這部作品,魯敏做了大量功課。她帶來一個本子,上面抄了一堆17、18世紀法國、英國、美國的詐騙案例。
“龐氏騙局”的創始人羅伯特·龐茲是意大利人,但這套路在更早的幾百年前就被人玩過了。最經典的例子是英國的南海泡沫公司。股票振幅達到400%,最快一個月漲了29倍。結果呢?“地球上最聰明的人牛頓爵士也上當受騙了。”魯敏說,牛頓三次殺進殺出,最后本金縮水80%,損失相當于現在的2000萬英鎊。
牛頓留下一句話:“我能夠計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卻無法計算出人們的瘋狂。”
“連牛頓都栽了,你虧點錢是不是也沒那么難受了?”魯敏笑說。還有寫《簡·愛》的勃朗特姐妹,大部分人認為作家們“出淤泥而不染”,一輩子只寫文學,其實也虧得很慘。美國有個總統叫格蘭特,內戰時是英雄,遇到一個“金融界的拿破侖”,一輩子的積蓄被騙到最后只剩210美元。
魯敏提到一個概念叫“錯失恐懼癥”——看到別人熱火朝天地炒股、理財、買基金,就怕自己錯過。哪怕別人講的笑話你沒聽明白,也忙著跟著笑。這就是典型的錯失恐懼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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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踩西瓜皮的人”和“一定要贏的人”
小說里還有一個人物叫百香,她的生活態度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沒那么多努力爭取,這個不行就換個事干,總能掙碗飯吃。
而艾勝春是另一種——東亞人典型的“要爭要贏要拼”,跟幼年的金錢匱乏有關。“實際上我們大部分人都匱乏過,所以大部分人都覺得拼贏是最正確的價值觀。”魯敏說。
小說里,艾勝春崩塌之后,曾經的戀人來尋求幫助——他的女兒被IT工廠裁員,從北京回到南京。這個中年知識分子不得志,也不認識什么人,只能找艾勝春。
艾勝春本來已經趴在地上了,但她的性格讓她覺得:“不行,我不能趴著,怎么著都要幫孩子找份工作。”
等她爬起來一看,所有朋友都已經離她而去。但她沒有躺倒,于是又做了一個小公司,賺錢的姿態很狼狽,但賺到了三十幾萬。
魯敏在這本書里寫到了友情,寫到了中年人的戀愛,還寫了十幾個上家下家不同類型的失去和痛苦。而艾勝春這個人物,寄托了魯敏對一種“現代人格”的祝福:“我希望這個人格是強健的,既有幾千年來的人情冷暖的照護,也能充分認識到現代理性下資本的無情。”聽起來有點正能量,“但它是我真心的一個想法。”
一個長期主義者的“此時此刻”
魯敏今年53歲。這本書她50歲動筆,3年寫完。
在分享會上,她提到在超市里偶然聽到的一段對話。兩個人非常隨意地聊天,一個人說家里遭遇了什么什么事,損失了多少;另一個很平靜地說,你這不算什么,我家怎樣,我親戚家又怎樣。“他們在面對生活的痛苦時,能用如此平靜的語氣去講述,給了我很大的震撼。”魯敏說。
文嵐作為主持人和心理咨詢師,在分享會上透露了一個有趣的細節:書里的女主差點考上江蘇經濟臺,“我就是江蘇經濟臺考上去的,艾勝春差點做我的同事。”
而這也正是《此時此刻》想表達的——沒有宏大敘事,沒有歷史傳奇,就是你我都經歷過的那七八年。那些“門面轉讓”的告示貼了又撕、撕了又貼的小店;那些冬天賣炒貨、夏天批發冷飲的柜臺;那些在行業迭代中消失的尋呼小姐、報刊亭老板……
“三百六十行在不停地迭代。”魯敏說,“我們總以為此刻碰到的業態是最艱難的,實際上在過去這些年一直在發生。”
而讓她觸動的,是那些“非常靈活的生存本能”。門面貼了轉讓,第二天就有人放一排鮮花開業酬賓;炒貨不好賣了,轉身就去批發冷飲。“職業的活化石,其實在我們身邊是真的存在的。”
從《金色河流》到《此時此刻》,魯敏一直在寫經濟生活中的人。《金色河流》寫的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創業者,勾勒出一代人乘風破浪的時代圖景;《此時此刻》寫的則是普通人——一個跌倒又爬起的中年女人,那個在“失去的經驗”中重新學習如何與人聯結的艾勝春。
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魯敏覺得應該“等量齊觀”。“人類從農耕文明走到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再無視經濟,如果還在寫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我覺得有點陳舊了。”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 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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