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王家范：如何讀懂顧炎武？

亭林之學以儒學經典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為本，檢討歷代種種制度、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鑒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開出救世濟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藥方。

三百多年過去了，到現在，后生小子檢讀顧炎武的書已經不難，但欲深窺先生文字寓意，讀懂先生的心思，竊仍以為非屬易事。返觀歷來前賢對亭林先生的理解與認識，約略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記得昆山開紀念會，有領導謹慎地詢問與會學者：稱顧炎武為“清學第一人”，根據充足否？其時我叨陪末座，自知于經學史未曾入門，不敢吱聲。印象之中，梁啟超似乎說過顧氏為“清學開山祖師”，近年則有“清代經學第一人”、“清代樸學第一人”等種種提法。

我想，亭林先生自己是決不會在乎別人如何排座次的。凡是親見過亭林先生的，都說他“耿介絕俗，不與人茍同”。全祖望在《神道表》里更是率言“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為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群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眾者行偽而堅，今之疑眾者行偽而脃，了不足恃”。如是觀之，先生既看不起當時“行偽而脃”的這類江浙文人，當然也不會在乎怎么看待自己。但若以此而推論先生狂傲得莫名所以，自負天下無敵手，則又大謬不然。試讀先生《廣師》一文，自言“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接著一口氣歷數相識的十位學者，云“吾不如”其如何如何，對自己的不足與別人的長處了然于胸，絲毫不走眼神。但對自己平生著述，自信有傳世待后的價值，“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于是刻者，須絕筆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初刻日知錄自序》）有種種根據可以推定先生頗懷疑世俗能否真正理解自己的著述，除了前“序”結尾有含蓄的流露外，也曾與友人信中寫道：“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媿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傳之人間。”（《與人書》十二）

天不假年，亭林欲將《日知錄》續寫殺青（“絕筆”）之志未能遂其愿。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先生上馬失足墜地，迅即撒手而去，實足年齡不及七十。摯友王弘撰在江東驚聞先生之歾，十分意外，深以不獲撫棺一哭為憾。茲后兩度赴千墩鎮，拜謁顧亭林之墓，泣云“獨拜荒丘淒宿草，更揮老淚問遺書”（詳參王山史《山志》），為先生歿后的孤寂傷感。生前，至友、信從者固不少，亭林名聲亦卓然在外，但死后，清廷對顧氏的肯定只集中于經學考據，而對其經世致用則有嚴厲的批評：“炎武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于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香港大學何冠彪博士有專文考證，認為在清初不管是三大儒還是四大儒的名號，都不包括顧炎武。先生世俗地位的“時來運轉”，則是從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師何紹基等建祠、公祭揭開緒端，離先生逝世已161年矣。故鄉昆山縣級的建祠、公祭則還要晚一些。

找到臺北王汎森先生的大文（《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史語所集刊第79本，2008），讀后大有收益。經王氏縝密的考證，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清學第一”之類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也只是在經學考據工夫上做文章，謂先生“博極群書，精于考證，國初稱學有根底者，以炎武為最”（《左傳杜解補正》，請注意，只是指“國初”！）。而后，阮元在嘉慶中期抓住了這個官方性的話頭，將“國初”改成“國朝”，靠一字之易，轉動大門把手，“一大群人便沖開大門蜂涌而入”，打開新局面。汎森先生認為從這個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兩種顧炎武形象之間的推移，一種是純粹的經史考證，一種是結合經濟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漸勝過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間時代思潮的變化”。

上述“顧學”的變遷，說明作為歷史人物，顧炎武的形象，不只是由自身煉鑄成的，而且還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地被時代和被他人所塑造。在我當助教的年代，陳守實先生在史學會作過有關蔡著《王荊公年譜考略》的學術報告。聽后，先生有個巧妙的比喻存留于我腦海里，一直未被時間消磨掉。猶記得大意是：歷史人物評價的高低變化，有如價值與價格的關系；價格始終有變動，或漲或跌，但它永遠只是在價值中軸線的上下波動而已。我當時的意會，這“價格波動”是因為供求規律，由學者、包含時代的“需求”在其中起作用。

由此可知，像顧炎武這樣一類的著名歷史人物，自身的“價值”是既定的，是一條穩定的中軸線，本于其整體的人格表現與終生志業的成敗得失，所以對他們的評價，終究要以還原價值“本真”為準繩。與此同時，也必須隨時關注那些上下錯落的“價格”浮動，探究背后的供求關系，弄清其所以然。且不說抹黑或妖魔化之類負面性的評價，即就推崇宣揚而言，對被推崇者的思想與人格，讀懂讀不懂，解說正與歪，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嚴重偏離其價值本身胡言亂語者亦有之，不能不加以辨識。須記住，越是拉高調門，氣勢洶洶，越是需要提高警覺，冷靜處之。

我以為，思想家的歷史命運，思想、學說的傳播流行，似有一種嬌嫩的體格，過冷也不是，過熱也不是，極難伺候。過熱，則全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明中葉李卓吾就提出過抗議，非自“五四”始有反省。過冷，竟至“打倒孔老二”，連帶傳統的綱常倫理盡數踩踏，是時有識者預感社會將可能失序，至今體味也確非杞人憂天。暫按下這種當下頗討人嫌的大話，只說他們都有一種通病，就是對主人公不是真正的恭敬，放著原著不屑遍讀，不求甚解，更不愿意遵循知人論世的起碼規則，深刻認識主人公的角色命運，認真對話覆勘。他們往往無限放大自我，以一己之臆斷排擠學術詮釋的應然。行為不端者，甚且挾古人以自重，兜售自己的私貨；或將古人當其敵對者的替身，大戰風車，指鹿為馬。如此崇賢或誅賢，均不免以鬧劇作結。

對亭林的學以致用，《四庫總目提要》作者當年的判語是“喜談經世之務，激于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這班人，實與亭林近乎同一時代，清楚亭林所受的“時事刺激”是什么，卻忽而說他的主張迂腐，忽而又說過于激進。他們太明白朝廷的立場了，深知人臣橫議時政興革，有似“轎子里打拳”，必不受待見。于是對亭林所說的“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不敢正面直視，裝作看不懂，學得皇帝御批樣，居然以“不合用”三字壓服天下，御用得實在猥瑣可憐。

有懲于明末士風的澆漓，亭林畢生堅持不講學，不設書院，不收門生（潘次耕屬晚年特例，對先生遺著有搜藏編次之功）；晚則僑卜華山，喜與一二好學之士，“白石青泉，共談中愫”。先生平素最看不慣江南士子“游走權要之門”，稍具聲勢開口閉口便稱“門生遍天下”，斥之為“世風日下，人心是諂”（《與潘次耕札》）。誠如先生所篤信者，學術的繼承發揚，不純靠家學師授，全有賴于后人心心相印，靈犀相通，秉其本志，衷心膺服，真誠推而廣之。焚香跪拜，三呼恩主，乃至群相攀援，黨同伐異，此類江湖習氣，有道如亭林者向所不齒。

平直地說，先生死后，并沒有如王山史所憂慮的那樣，完全落入冷寂境地。四庫館諸臣對亭林的學問（所謂“博極群書，精于考證”）還是十分欽佩的。大略地說，亭林之學包含經義（含小學）、史地（博聞）與治道三大類（相互有交叉重疊）。四庫館的處置策略，對前二類仍酌情收入，但對太多涉及治道的書則諱莫如深，如《日知錄》存而不收，將潘次耕整理的《亭林遺書》（詩文合集）歸于“時事違礙”，列入禁毀（有“應行銷毀”之令），恐其有傳布誤國之害。先生在泉下必備感陰冷，郁悶慘痛無以言語。

亭林之學在康乾“盛世”年代難于大紅。隨著王朝逐漸由盛轉衰，慢慢加熱之勢則顯然有跡可尋。據道光十四年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所寫的敘言，從亭林手訂初刻本（八卷）到潘次耕新刻重刊本（三十二卷）問世之后，歷五朝160年間，至少有90余位學者（間有名公巨卿）做過版本互校、文字訂訛、考據注釋的工作，影響深遠波及五六代人。由人物名單分析，前有乾嘉考據學派重要人物，后漸參入經世學派早期人士，見證了“顧學”從一頭單熱（經學考據）到兩頭并熱（經世致用），正好同清學由第二波演進到第三波的學派變革同步相疊。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學術史案情，再次說明中國文化的近世變遷（至1840年前后），向是“有漸無頓”，并無大動作，姍姍而前行，有變有不變，總以不大傷精氣神根本為戒。

我在想，直到道光初葉，經學考據的皇皇業績，不會令亭林感到興奮異常。從純學術成果的累積來說，“磚頭”疊壓，硬梆梆，乓乓響，確實已經遠遠超過前代，但畢竟不是亭林他畢生志業追求和期待的目標。在文集、特別是諸多書信和自序里，亭林一再申明他治學的根本動力乃是以撥亂反正為主旨，欲探求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于此，思起而有以救之（《與潘次耕札》）。他心中有個夢，念茲在茲，是希望他的著述，特別是集萃平生志業所思的《日知錄》和“七論”，身后能為“后王”或“撫世宰物者”所用，以期復治古之隆（有“復興中華”之意）。依稀覺得在這一個半世紀里，除《日知錄》外，認真對待《亭林遺書》（詩文集）的人不多，欣賞《郡縣論》等“七論”的更未曾有見。后一斷不敢完全自信，尚盼多識者有以教之。

亭林經世之學未能幸遇納用其說的“后王”，但確有一些“撫世宰物者”逐漸為之心動。令先生稍感慰藉的，假如說嘉定黃汝成是雅善知音，那么涇縣包世臣則可謂體貼的知己。包氏自十八歲于南京初見書賈新雕的《日知錄》（八卷本），始知先生大名，便“愛其書”，惜力不能購。隨后用三十余年的時間，歷乾、嘉、道三朝，四處尋覓借閱，終于遍讀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亭林遺書（除《肇域志》外），反復玩味，欽服之心躍然紙上，入知天命之年，由衷嘆曰：“竊以為百余年來，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詳參氏著《藝舟雙楫·讀亭林遺書》，成書于道光九年）包氏《讀亭林遺書》近1500言，誦讀再三，愈益覺得可作為如何讀懂顧炎武，擴而充之，如何宣傳弘揚傳統文化者作為楷范。古人有云：問道有正，有不正。何謂有正？出于真心誠服。包氏在書店初讀亭林書，翻閱首頁，即起愛慕之意，神似心有靈犀一點通，不是因隨眾而影從，“人皆以孔子為大圣，吾亦以為大圣；皆以老、佛為異端，吾亦以為異端”。也沒有因一見鐘情，便“情人眼里出西施”，濫秀恩愛，放棄獨立思考，而是經歷長期搜尋，遍讀全書，反復咀嚼，體味其長，亦不諱其短，坦言：“盡讀《日知錄》三十卷，嘆為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為之防。唯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欲刪移其半，別為外篇，以重其書而未果。”最后又把自己放進去，與亭林的家世、經歷、學問進路乃至詩文特點一一“對話”，確認互為知己，遂嚴肅而鄭重地推出他獨特的“顧學認知”：“要之，亭林之學成于責實，予之學出于導虛，使得周旋幾席，以上下其論議，則予可免憑臆之譏，而亭林亦少術疏之誚矣。”

包氏“顧學認知”之中，“憑臆之譏”、“術疏之誚”八個字，機巧含蓄，形似說顧包兩人事，實有所指，隨感而發，只是不明揭人事而已。我們如若把它置于“百余年來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乃至儒學近世傳播的長過程里，就能發現此語非常吃緊，關系到如何準確認知和正確應用傳統優秀文化的一些基本規則，“非屬細故”！

仍不離本題扯遠。如前所述，亭林之學乃由經義、史地（博聞）與治道三大類組成，糅合為整體，形散而神不散。全部討論均以治道為中心，始終貫穿著這樣一條進路，以儒學經典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為本，檢討歷代種種制度、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鑒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開出救世濟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藥方。先生確有許多對策性的建議，但不同于朝廷“策士”。他立足于“天下”（社會），以蒼生百姓為念，注重考察民間經濟與士民生計，痛恨苛政暴斂，力主改善吏治，與民休息。所以，包世臣認為，崇尚亭林之學者，務必遵守責實導虛、虛實相符的通則。首先必須自身心正，立其大格局，以民生為本，考經證史意在守圣賢之教，通古今之變；同時，必須走到民間去，重視社會實地調查，詳究生民之利病，尋覓濟救疏通、移風易俗的方略（可詳參氏著《齊民四術》）。如此，方能做到身心溝通，獲得亭林所信亦即自己所信的契合體驗，然后敢引亭林為知己，以傳承發揚亭林之學為旨歸，問心而無愧。反之，凡尋章摘句，斷章取義，不屑體會亭林之學從何而來、因何而發，借名妄發己論，必不免淪入“臆斷”。若以“術疏”為由，輕嫚“經世之務”，拒斥其濟時拯世的精神，則知與亭林心境有隔，讀書無有真收獲不足為怪。嗚呼，別說宣傳承繼中國傳統優秀文化這樣宏大的課題，僅讀懂亭林，亦豈可視之為易事哉？！

《文匯報》2014年12月26日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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