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如何理解收受賄賂后“及時”返還或上交

“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受賄意見》）第9條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lián)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根據(jù)此規(guī)定，是否認定為“及時退還或者上交”就成為判斷是否構成受賄罪的主要標準。但是長期以來，對于如何理解和認定“及時”一直存在不同的認識。應當說明的是，這項規(guī)定主要針對收受財物型受賄罪，對于索賄型受賄罪，由于行為人是主動索要財物，因此在行為人得到財物后犯罪即告既遂，事后返還財物不存在及時的問題。

司法實踐中，不少人疑惑多長時間返還或者上交算是“及時”。筆者認為，上述《受賄意見》中所說的“及時”不完全是一個時間的概念。這里的“及時”主要是衡量行為人受賄故意的。有些案件雖然行為人從收到財物，到返還或者上交財物時間較長，但如果沒有受賄的故意，仍可以認定為“及時”。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案發(fā)前返還或者上交財物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一是國家工作人員無收受財物的故意，行賄人送財物時國家工作人員確無法推辭而收下或者系他人代收，事后立即設法退還或者上交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顯然沒有權錢交易的想法，不具備受賄的主觀故意，應認定為“及時”，不構成受賄罪。從司法實踐來看，該種情形具體包括以下情況：（1）國家工作人員明確拒絕請托人給付的財物，但請托人強行將財物留下，國家工作人員事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2）由他人代為收受，國家工作人員知情后及時退回或上交；（3）讓請托人放心，暫時接受財物，事后及時退回或上交；（4）請托人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暗地里將財物置于國家工作人員所在場所，國家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5）請托人將數(shù)額較大的財物偽裝成價值微薄的小禮品送給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以為是小額禮品便接受。國家工作人員事后發(fā)現(xiàn)自己所接受的并非小額禮品，而是數(shù)額較大的財物而退還或者上交。

二是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lián)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這種情形下，行為人客觀上有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主觀上具有權錢交易的主觀故意，行為人退還或者上交財物完全是為了掩飾犯罪，逃避法律追究，不能視為“及時”，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三是收受財物，未立即退還或者上交，但在案發(fā)前自動退還或者如實說明情況上交的。這種情形在司法實踐的認定中是最為困難的。有觀點認為，在此種情形下，可以設定一個時間期限，如3個月，在此期限內(nèi)返還或者上交的就視為“及時”，否則就按受賄罪定罪量刑（劉華：《〈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學習與理解》，載《上海審判實踐》2007年第7期）。

筆者認為，此種觀點實際上又陷入了將“及時”作為完全的時間概念的錯誤觀念中。針對此種情形，還是應該綜合案件情況，作綜合考慮。具體講，應著重考慮以下因素：

（1）考察行為人是否有不接受財物或退還的真實明確的意思表示。行為人是明確拒絕接受財物，或者明確表示了退還的想法，還是對收受財物含糊其詞，或是欲退還留。

（2）考察行為人是否有退還或上交財物的實際行動。行為人是不僅想退還或者上交財物，而且采取了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實際行動，還是一方面說想退還或者上交，但是另一方面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甚至對于收受財物照花不誤。

（3）考察行為人是否存在無法退還或上交的客觀原因。考察是否有某種不可抗力或者合理的原因，使得行為人無法實施退還或者上交的行為，或者已經(jīng)實施卻無法完成。如果行為人只是找各種不合理的借口，為沒有退還或者上交財物而辯護，則不排除其有受賄的故意。

（4）考察行為人收受和退還財物間隔時間的長短。在沒有阻礙歸還或者上交客觀原因的前提下，行為人收受財物到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時間不應太長。